二、“学在官府”与学术下到民间的转变以及诸子百家的形成

在我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思想文化战线上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局面，在我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春秋战国的阶级状况

春秋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和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开端。春秋战国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由于农业的发展，手工业与商业也发展起来，城市也随之大批兴起，出现了如临淄、安邑、邯郸、咸阳、定陶等繁华的大都市。伴随着地主阶级的产生，大量的奴隶获得解放，而成为耕种私田的农民，或者成为小块土地私有者，即自耕农。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成为社会上对立的两大基本阶级。然而奴隶主阶级还存在，奴隶也还大量存在着，官营手工业作坊私家的奴隶仍然没有获得解放。只是在农业生产中已经不使用奴隶了。个体工匠和商人在城市和乡镇中占有相当的数量。当时的社会阶级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况。

在春秋战国社会，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士”阶层的大量涌现与活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

(二)“学在官府”与学术下到民间

“士”阶层是如何产生的呢?西周之时，学校都是官府的。《周礼》明确规定，“古者学在官府”。那时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章学诚说：“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文史通义》卷三《史释》。说的就是“学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三代，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学必须以官吏为老师，各种各样的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比如，要学习法律，《周礼•地官》记载：“受法于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学习法律。但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进学校学习，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周礼》明确规定，那时的学校只允许“国之贵游子弟学焉”。《周礼》卷十四《地官》。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周平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诸侯国，有的则流落民间。《论语》卷十八《微子》记载了王官流落民间的一些情况：“太师挚适齐，五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鼓襄入于海。”这里所说的“太师”、“乐师、“鼓师”、“少师”等都是“王官”，是专门为王室服务的。在动乱中，他们分别逃到齐、楚、蔡、秦等国；有的入居于黄河或汉水之滨，有的则处于海边。这样他们就把本来属于官府的文化传播到民间。正如孔子向郯子学官之后对旁人说：“‘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卷四十八《昭公十七年》。还有另一种使王官散入民间的途径，如《吕氏春秋》卷二《当染》记载，鲁惠公使宰让请周平王派史角到鲁国传授“郊庙之礼”，史角被鲁惠公留在鲁国，“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即史角及其后代便定居于鲁国，成为墨子的老师。史角是西周末年周王室掌管“郊庙之礼”的史官，他被留在鲁国以后，经过数代相传，“郊庙之礼”并没失传，但他的后代已经不是周王室的史宫了，于是“郊庙之礼”便流传于民间。由此可见，孔子所说：“礼失而求诸野。”《汉书》卷三十《艺文志》。这话是有道理的。

随着“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私人办学兴起了。入学条件比西周时大为改变，像孔子所办的私学提倡“有教无类”，《论语》卷十五《卫灵公》。即教育的对象不分贵贱等级，只要学生送给他“束■”(一串肉干)作为学费，就可以了。这样便大大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因而有学问的人多子起来。这些人就是“士”。“士”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分属各个阶级。“士”可以经人推荐而担任官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就记载，中牟的地方官壬登(原文误为正登)在一天之内推荐两位学问渊博的人(即“士”)当上了中大夫，并赏赐了田宅。因此，中牟的人纷纷抛弃自己耕种的田地，出卖了房屋与园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即改学文学的人竟多达中牟人数的一半。由此可见，当时弃农为“士”的人数不少。当然“士”的来源还有多种途径，而私人办学的发达，则是最主要的。

(三)“养士”之风的盛行与“士”的活跃

“士”阶层的活跃，还和当时社会的“养士”之风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春秋时代已经开始“养士”，而战国时期更为盛行。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十分需要借助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如春秋晚期，齐国的田常，早在齐景公时就施惠于“士”。每杀一头牛，仅取“一豆(四升)肉”，其余的都用来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仅取“二制”，即两匹(共长三丈六尺)布帛，其余的分给“士”做衣服穿。《韩非子》卷十三《外储说右上》。又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尊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稷下学宫。招徕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议论朝政。后来的大贵族“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还有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有“食客三干”。《史记》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这些食客都是有一技之长的“士”。

春秋战国诸侯、大夫、贵族的“养士”之风，使“士”受到重视，不仅生活有了保障，而且学术活动有了方便的条件。其中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取得卿相的地位，如吴起、商鞅等。这就鼓励了“士”阶层的活跃和大大促进了“士”阶层的发展。

复杂的阶级关系与“士”阶层的活跃。这就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形成的社会与阶级基础。

(四)“百家争鸣”出现的特殊历史环境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出现，正是上述社会与阶级关系在我国古代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而这种“百家争鸣”的出现，则又是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的。春秋晚期与战国初期，各诸侯国先后进行了变法改革。这些都是新兴地主阶级利用政权的力量来改变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从而完成封建化的过程。到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统一的封建政权还没有形成。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变法改革，以致于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本身政权还不巩固，他们的思想也还没有形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就为诸子百家的争鸣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期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并不受到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排挤和束缚。而一旦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确立，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形成，就很难再出现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的“百家争鸣”的盛况了。

(五)春秋战国时期宽容的学术政策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形成，与各诸侯国宽容的学术政策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士”往往都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这就为“士”著书立说、发表个人的意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无论在战国早期魏国的“西河之学”，或是战国中期齐国的稷下学宫。还是战国晚期吕不韦以三干门客编撰《吕氏春秋》，所实行的学术政策都是宽容的。各国对“士”都给以十分优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齐国威王、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尤为突出。田齐政权虽然倡导黄老之学，但对各家各派的学者并不排挤打击，而是兼容并包，都受到礼遇。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随意议论政事。比如儒家大师孟子与齐威王、宣王的政见是不同的，但在稷下学宫都受到重视，爵禄都是相当高的。齐宣王多次向孟子问政，甚至象齐伐燕这样的重大决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见。后来终于因为彼此政见不合，孟子离开齐国。但齐宣王还尽量挽留他。“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孟子》卷四《公孙丑下》。即打算给孟子建造一座房屋和万钟的俸禄。

春秋战国各国诸侯的尊贤礼士，是因为他们要巩固其政权，力求从多方面多角度来总结为政的得失。摸索统治经验，因而对各家各派都“兼而礼之”。韩非曾指出，当时的诸侯，以墨家薄葬短丧为节俭，从而礼之；又以儒家厚葬久丧为孝道，从而礼之。这是“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当时的诸侯．以漆雕轻视爵禄为廉洁，从而礼之；又以鈃荣子(即宋鈃)“见侮不辱”为宽容，从而礼之。这是“宽廉、恕暴俱在二子，入主兼而礼之”。《韩非子》卷十九《显学》。《淮南子》卷十三《汜论训》说：“百家殊业，兼务于治”。这句话正好反映了战国诸侯对待诸子百家总的态度。因为这些学说，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都可以进行选择而各取所需。

由于春秋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者留，不合则去”。“士”就好象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比如商鞅在魏没有得到重用，听说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ZW()《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ZW〗〗于是西入秦，求见秦孝公，终于委以重任。又比如邹衍本是齐国人，在稷下学宫位于上大夫之列，他不满齐闵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为燕昭王之师。在齐襄王时，邹衍又回到稷下学宫，并在齐王建时作为齐国使者出使赵国，而从未受到非议。又如吴起一生中曾在鲁、魏、楚等国为官，每当遭到诬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春秋战国这种特殊历史环境，对诸子百家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建了良好的条件。

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稷下先生使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敢于探求和创新的精神得到发扬，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这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错综复杂、异常活跃的局面。

(六)“百家争鸣”与传统文化的继承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形成，与继承夏、商、周的传统文化也是分不开的。因为任何一种新学说或思想都不能凭空产生，必须要有一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基础。众所周知，我国是文明古国，在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已经历夏、商、周三代，形成了以“六经”为主的传统文化。“六经”就是丰富的思想资料。

清代学者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古人虽然没有私人的著作，但古人并没有离开具体的事情而空谈道理，“六经”都是夏、商、西周先王的政治典籍。这是因为古代“学在官府”，而史官是官府里掌管文化知识的人。据《周礼•春官》记载，史官有大(太)史、小史、内史、大夫、士来充当。他们掌管“图书、记载、命令、法式之事。”《文史通义》卷三《史释》。王国维《观堂集林•释史》认为，周代的“六官之属”，其中掌管文书的官员也称为“史”。可见“史”官的职务就是专门负责“藏书、读书、作书之为事”。

殷周的天子，一言一行都有史官作记录。据《玉藻》记载：天子的行动由左史记录，而言论由右史记录。《大戴礼•盛德》认为，内史居于左，即是左史；太：史居于右，即是右史。因为殷周之时以左为尊，所以左史记录行动，右史记录言论。两汉时代，有所变化，因为以右为尊，所以《汉书•艺文志》认为，左史记录言论，而右史记录行动。

殷周之时史官的职权范围相当大，不仅记录天子的言论与行动，而且还主管教育与宗教仪式。《周礼》卷二《春官》明确{己载，太史掌管“建邦六典”，即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其中掌管“教典”的职能是“以教邦国，以教官府，以扰(驯)万民”。《周礼》卷二《春官》。教育也是由史官来负责进行的。

由于当时“学在官府”，因此那时便没有私人的著述。殷周的奴隶主贵族垄断了知识和学问。而知识和学问又和宗教神权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官府里太史、太祝、太卜等官吏，控制了社会的精神生产。这些人就是“王官”。而“王官”大都是史官，许多官都是以史命名。他们垄断学术文化是借神权统治来维持的，因而宗教迷信色彩很浓厚。他们还掌管着祭祀活动和占卜等等。这些活动，特别是祭祀，有严格的规定，反映出奴隶制等级制度的森严。

“王官”将保存在官府的资料分门别类整理汇编而成的典籍就是“六经”。其中宫廷的和民间搜集的诗歌，就是《诗》；国家的政令、国君的言论记录等档案材料，就是《书》；与卜筮有关的材料，就是《易》；典章制度与各种礼义的材料，就是《礼》；能歌唱的乐谱(已失传)，就是《乐》；历史资料就是《春秋》。“六经”保存了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精华。

“六经”典籍原是“王官”藏于秘图(官府的图书馆)或太史之家的。随着“学在官府”格局的打破，不仅“王官”散入各诸侯国与民间，“六经”典籍也同时散入各诸侯国并流传于民间，从而成为诸子百家所据以创造新学说、新思想的主要和丰富的资料。

在古代，传统文化的保存，往往是以师徒、长幼之间的口耳相传为主要途径。许多民间传说与诗歌，甚至包括历史资料都是这样的。这些都是诸子百家形成其思想的丰富的宝藏。

(七)诸子百家的分类

1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分类的简况

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其著作，即称为诸子百家。《汉书•艺文志》记载有“诸子百八十九家”。简而言之称“诸子百家”。按照其时间早晚为顺序，大致有老子、孔子、关尹、孙武、墨子、杨朱、子夏、吴起、商鞅、申不害、许行、宋鈃、田骈、孙膑、孟子、庄子、惠施、慎到、尹文、荀子、邹衍、韩非、公孙龙、张仪、苏秦、吕不韦、尉缭等等。

在春秋战国诸子的著作中，对于诸子百家就有不少论述。战国中期的《孟子•滕文公》等篇论及儒、墨、杨朱以及农家许行，还有主张耕战的法家和兵家。《墨子•非儒》抨击儒家。《庄子》的《天下》、《骈姆》等篇将诸子分为六类，提到姓名的思想家有十五、六位。《荀子•非十二子》把十二位思想家也分为六类来评论。《韩非子•显学》主要评论儒、墨，也兼及杨朱等派别。《吕氏春秋•不二》论及老聃、孔子、墨子、关尹、列子、陈(田)骈、阳生(即杨朱)、孙膑、王廖、儿良等十一位思想家的特点。将“诸子百家”归纳为主要的六家，即“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是西汉初期的太史公司马谈(司马迁之父)最先在《论六家要指》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中指出的。西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要略》中论述了先秦学术的发展，主要论孔子与儒者之学、墨子、管子、晏子以及“纵横修短”、“刑名之书”和“商鞅之法”。西汉末年的刘歆和东汉的班固则认为，主要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有时又略去小说家，认为“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2从诸子百家起源来分类的几种学说

首先是《庄子•天下》倡导诸子百家出于“六经”之说；其次是班固根据刘歆的《七略》，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出诸子出于王官之说；第三是《淮南子•要略》提出诸子出于“应世之急”说。从汉代以后到近代的胡适，基本上没有突破以上三种学说。

侯外庐认为，这三种学说，“其正误参半之处姑且不论，充其量只是对春秋战国之际诸子学说的‘所以诞生’有所探究”。《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27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而其中第一种与第二种，有相通之处。主张第二种即“王官”说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指出，诸子百家虽各有短长，但“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即是说，诸子百家的要指都是由“六经”演变出来的。而王官又是掌管“六经”的。章学诚《校■通义》认为，《易》由太卜掌管，《书》藏于外史，《礼》保存在宗伯那里，《乐》隶属于司乐保管，《诗》收藏于太师之处，《春秋》储存于国史手中。可见，王官说与“六经”说，就实质而论是一样的，只不过表述的形式不同而已。《庄子，天下》指出，《诗》是用来讲明事理的，《礼》是用来讲明行为规范的，《乐》是用来表达和气舒适的，《易》是用来表达阴阳变化的，《春秋》是用来表达褒贬、定其名分的。“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而道之。”即“六经”的陈迹，散入各国，流布民间，诸子百家往往引用称道。这段话把诸子百家思想资料的来源说得很清楚。可见，王官说与“六经”说；就其思想资料来源而论，是相同的。而《汉书•艺文志》认为，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吏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杂家出于议官，农家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出于稗官。这里仅就思想资料的继承而言，与“六经”说是一致的。因为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没有私人讲学和著述之说。由此看来，“六经”说与“王官”说，“对春秋战国之际诸子学说的‘所以诞生’有所探究”，仅仅是从思想资料的来源方面来进行的。当然这远远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因此，这两说仅从思想资料来源来对诸子百家进行分类，显然是不够的。

以上两说在历史上颇有影响，不少名家都如此主张。如章太炎《诸子略说》主王官说，并详为之解。而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有《诸子不出王官论》，赞同《淮南子•要略》的诸子出于“应世之急”说，并驳斥章太炎之说。应该说“应世之急”说所论学术之发生、发展，紧扣时代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比仅从思想资料的来源来分类要进步。当然它本身仍有不足之处。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诸子百家的形成，突破了上述诸说的旧框框。他认为，任何新学说，其根源都深藏于经济的事实之中，因此必须从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上来论述诸子百家的起源。在西周，因为“土地既然被氏族贵族公有制支配着，国民阶级既然没有在历史上登场，则思想意识的生产……只有在氏族贵族的范围之内发展，不会走到民间。”而要打破这种格局，“唯一关键在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春秋发现了铁，则显然是此种改变的主要物质根据。同时，也因为阶级的分化，出现了私学思想家，开始了严密语义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27—32页。这种观点才开辟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研究的新阶段。

3先秦诸子分为“六家”或“十家”的长处与不足

司马谈把先秦诸子划分为“六家”，刘歆、班固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为“十家”或“九流”。应该说这对于春秋战国思想的研究是有贡献的。但是也应指出，这些划分并不全面。比如杨朱学派在当时思想界的影响颇大，孟子常把他们与墨家相提并论。而且杨朱与老子、庄子不同，其阶级立场更不一样，不宜列入道家，而应该是独立的一家。若是按“六家”或“十家”的框框来套，勉强将其归入道家，甚至说成是道家的始祖，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而兵家在《吕氏春秋•不二》中就提到“孙膑贵势”，并与老子、孔子、墨子等并列。兵家的代表人物孙武、吴起、孙膑、尉缭等对后世军事史和思想史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就是当时，因为战争的频繁，兵家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在“六家”或“十家”中却没有兵家。《汉书•艺文志》把兵家的著作或者列入道家，或者列入杂家，这样归类当然是不科学的。不过，班固并未否认兵家的存在。《汉书•艺文志》指出：“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看来他认为“诸子十家”出于王官，而把兵家作为王官之武备。然而既列纵横家而不列兵家，有点说不过去。纵横家朝秦暮楚，颇能兴风作浪。但是就其学术而言，实在谈不上，远不如兵家。因此，我们应该把兵家单独列为一家。

还应指出，一家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他们之中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相互之间也有很大的区别。根据韩非所说，孔子死后，儒家分裂为八派：“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ZW()《韩非子》卷十九《显学》。〖ZW〗〗墨子死后，墨家分裂为三派：“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ZW()《韩非子》卷十九《显学》。〖ZW〗〗在儒家八派中，子思之儒、孟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应属一派，即思孟学派；孙氏之儒，即荀子一派。在战国时期的儒家，影响较大的就是这两派。孟子和荀子都不是简单地继承孔子，而是各有发展。孟、荀之间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可见，同为儒家，差异却相当大。道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稷下学宫的宋鈃、尹文的思想和老子、庄子的思想颇多不同。如果以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作标准来分析“诸子百家”，就会发现，两者虽然同属一家，但在哲学上却往往分属不同的哲学阵营；相反，分属两家的思想家，有的在哲学上却属于同一阵营。如孟子和荀子同是儒家，孟子哲学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而荀子哲学则是唯物主义的。又比如，老、庄与稷下学宫的宋鈃、尹文，同属道家，但老、庄哲学偏于唯心主义、而宋鈃、尹文的哲学则是唯物主义的。

虽然如此，司马谈、刘歆与班固从每一“家”的主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来分类，或“六家”或“十家”的做法，给先秦诸子的分类标准，还是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也为春秋战国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方便，所以它被后世一直沿用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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