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孔子的思想与儒家的创立

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思想与他所创立的儒家，在春秋战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如此，它还对中国思想史有着巨大的影响。

(一)孔子思想与儒家产生于鲁国的历史根源

孔子思想与儒家创立在鲁国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的。西周时，鲁国在诸侯国中居于特殊的地位。鲁国是周武王之弟周公(姬旦)的封国。因周公辅佐周成王有功，封于“少吴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史记》卷三十二《鲁国公世家》。但是，周公仍然留在朝中辅佐成王，而是派儿子伯禽到曲阜代他受封。即伯禽代就鲁公之位。周成王十分感激周公的恩德，使鲁国享有天子独有的祭祀天和祖庙的特权。这是其他诸侯国所没有的。因此，“鲁有天子礼乐。”《史记》卷三十二《鲁国公世家》。《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子鱼说，周成王“分鲁公(伯禽)以大路、大■、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即周成王将上画交龙的大旗及插旗的铜质金路、夏后氏所用的珍器——半璧形的璜、封父所用的良弓，分赐给鲁公伯禽。又分赐给鲁国附庸小国与太祝、宗人、太卜、太史等官，还有服用的器物、典籍简册以及卿、大夫、士等百官和宗庙祭祀的彝器。这些就使得鲁国文化繁盛，远远超过了其他诸侯国。

而周王室的文物典籍、礼器等等，在犬戎入侵之时，周平王东迁洛邑的动乱过程中，几乎全都丧失了。但是鲁国未遭此劫难，仍然保存着王室赐予的典籍简册、各种礼器以及史官的设置。因此，晋国的韩宣子到鲁国聘问，从太史氏那里看到所藏的《易》、《象》和《春秋》等典籍文献之后，发出了“周礼尽在鲁矣，”《左传》卷四十二《昭公二年》。即周礼全都保存在鲁国的感叹!《左传•闵公元年》记载仲孙湫说，鲁“犹秉周礼。”又说，“鲁不弃周礼。”《周礼•明堂位》也记载，鲁国的“礼、乐、刑、法、政、俗”并没有什么改变。各诸侯国都认为鲁长期保存周礼是“有道之国”，所以天下诸侯的礼乐制度都仰仗于到鲁国去学习。

正因为如此，鲁国的儒士相当多。在孔子创立儒家之前，“儒”早已有之。关于“儒”的含义，东汉郑玄注释《周礼》“儒以道德民”时指出：“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周礼》卷二《太宰》。可见，儒是用《诗》、《书》、《易》、《礼》、《乐》、《春秋》(即“六艺”)来教育贵族子弟的王官。春秋时代，“官学”变而为私学，人们把从事教育的先生也称为儒。儒一般都穿着儒服。《庄子•田子方》记载：“鲁多儒士”。又说，鲁“举国而儒服。’这都说明鲁国儒士之多。而穿着儒服的儒士，即《庄子》所说的“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庄子》卷十下《天下》。而“邹鲁之士”的“邹”，是指孔子的故乡“陬”。“陬鲁”即是鲁国。《庄子》这里所说“■绅先生”，是多能懂得《诗》、《书》、《礼》、《乐》等经典的，这说明郑玄上述的注释是有根据的，总之，这些都反映了鲁国是保留殷周文化传统最丰富的诸侯国。因此，孔子思想形成与儒家在鲁国产生，绝不是偶然的。

(二)孔子的生平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少年时代“贫且贱”，青年时代曾作过管理仓库和看管牛羊的小吏。因为孔子努力求学，又懂得周礼，所以鲁昭公曾派他到周王室史官老子那里去学礼。后来，因鲁国内乱，避乱到齐国。回国后，鲁政局动荡，他只好从事教育，整理文献典籍。鲁定公九至十三年(公元前501—前497年)先任中都宰，后任司空、大司寇；后因他与鲁国执政者季氏的矛盾不可调和而弃官，离开鲁国，率弟子“周游列国”14年(公元前497—前484年)。他曾先后到了卫、陈、曹、宋鈃、郑、蔡等国，但都没有实现他的政治主张。晚年回到鲁国，以“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从事教育和整理古籍的工作，为保存和传布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论语》一书是孔子的弟子对他的言行的记录，是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依据。

（三）政治思想

孔子处于社会大变动的春秋末期。他认为当时“礼乐征伐”由诸侯控制，就是“天下无道”的社会。他反对春秋末期政权下移，认为由诸侯掌权，大约十代很少有不灭亡的；由大夫掌权，五代很少有不垮台的；而卿大夫的家臣掌权，则三代很少不失掉政权的。（《论语》卷十九《季氏》）周敬王七年(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鼎，把刑书铸在鼎上公诸于众。孔子认为晋国抛弃了祖宗的法度，打破了“贵贱不衍”的秩序，因此表示反对。齐国的陈恒杀了齐简公(即“田氏代齐”)，孔子听说后“沐浴而朝”，请求鲁哀公兴兵讨伐陈恒。（《论语》卷十七《宪问》）鲁大夫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的家臣势力强大，控制着三家的都城费、后阝、成。三家打算拆毁都城以限制家臣的势力；孔子则想利用这个矛盾，以达到扩张公室的目的。所以他和鲁定公合谋，支持三家的行动。从以上几件事看来，孔子在政治上是倾向保守的。

这种倾向还明显反映在他对“礼”和“正名”的看法上。

“礼”的原意是人通过敬神以求享福。它反映了人与神的关系。因此，最初是与神权政治相结合的。后来发展为贵族等级制度的亲疏、尊卑、贵贱、上下的严恪划分。“礼”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祭礼、丧礼、外交礼、作战礼、婚嫁礼等等，实际上包括社会关系与典章制度。它是维护旧的社会秩序的礼节仪式和道德规范。

孔子对周礼持改良主义态度。他对礼很重视，无论在朝还是在家，一言一行都严格按照礼的规定办。而且他在一定程度上也维护周礼。比如《论语•八佾》说。子贡不遵守周礼的规定，认为每月初一告祭祖庙的活羊可以不用。孔子表示反对，认为你爱那只羊，而我爱周礼的规定。又如，《论语•先进》记载，孔子的弟子颜渊死了，没钱买棺之外的椁，弟子们建议把孔子的车子卖了买椁。他反对，认为他是大夫，按“礼”的规定出门应该坐车而不能步行。弟子们又要厚葬颜渊，孔子认为不可。但弟子们没有听他的话。孔子急忙解释，厚葬颜渊不是他的意思，而是弟子们干的。孔子对他得意的弟子颜渊尚且如此。可见他是严格按照“礼”来办事的。

然而孔子对历代的礼，又主张改良。《论语•为政》记载，孔子认为殷代的礼是根据夏代的礼有所“损益”而制订的，周代的礼又是根据殷代的礼有所“损益”而制订的。以后如果有继承周礼的。虽然经过一百世也可以知道它的来源。他对夏、商、周三代的礼作了比较以后，认为周礼比较完善，因为它参考了夏、商两代的礼。所以，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卷三《八佾》。)《论浯•阳货》又记载，孔子说，如果有人要用我为政，我就要在东方复兴周道。

因此，孔子对诸侯大夫、家臣僭越礼制的活动持反对的态度。比如，《论语。八佾》记载，鲁三家在祭祀宗庙之后，不应该唱《诗经•周颂》的一篇叫做《雍》的诗。因为它只有天子祭祀宗庙后，在撤去祭品时才能唱。孔子对季氏“八佾舞于庭”十分反对。因为用8行共64个舞女所跳的舞，是天子所用的礼。而季氏是大夫，当然不能用。所以孔子说，连这都可以容忍，那么还有什么不可以容忍的呢?!可见孔子对此是何等深恶痛绝。又比如，当时季氏祭祀泰山，而这是只有天子和诸侯才可以干的事，季氏只是个大夫，按礼是不可以干的。因此，孔子希望他在季氏手下办事的学生冉有来阻止这事。但是，冉有却不愿意。于是，他大发感慨，责备冉有。又比如，《论语•公冶长》记载，孔子反对鲁大夫臧文仲把一种叫蔡的大乌龟放在雕梁画栋的房屋里。因为这是天子所用的礼，所以孔子批评臧文仲这样做算什么“明智”呢?

但是，孔子并不主张完全恢复周礼，而是主张改良。他要在不触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题下，通过改良的途径来维护旧的制度。这种改良主要表现在他企图用“德”和“礼”来补充“政”和“刑”的不足。他认为只用行政命令和刑罚来治理民众还不够，应该进一步用“德”来加强思想教育和用“礼”来进行约束，这样民众就知道羞耻而服从统治了。(《论语》卷二《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是一种调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矛盾的方法。孔子认为，只有统治者讲礼，民众也跟着讲礼，这样的社会才能够稳定。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论语》卷十六《子路》。)他把礼看成维持统治秩序的重要规定。有了礼，就可以防止人民的反叛。《论语•雍也》记载孔子说，有道德的君子要学问渊博，用礼来约束自己，就不可能有反叛的事发生了。同时，他又在《论语•子路》中，主张在不违背周礼“亲亲”原则的前题下“举贤才”，即挑选有才能的人参与管理国家。在《论语•为政》中，他认为这样做就能使“民服”。否则，“民不服。”而他之所以如此主张，是“因民之利而利之。”

这些都是从缓和阶级矛盾出发的。对于“礼”，孔子主张在不改变礼的本质的前提下，可以在形式上作一些修改，以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现实。比如，《论语•子罕》记载，过去用麻布作礼帽虽符合周礼，但很费工；当时都改用丝绸来做，比较节俭。孔子便赞成当时的做法。又比如，《论语•八佾》记载，孔子认为礼节仪式与其奢侈，不如节俭；丧礼与其注重仪式的完备，不如内心的悲戚。因此，孔子对春秋末期只注重形式而不注重内容的礼乐，很有感慨。《论语•阳货》记载孔子说，“礼”难道只是玉帛之类的礼器吗?“乐”难道只是钟鼓之类的乐器吗?孔子对“礼”的这种态度，正是他企图进行某些改良而不愿触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一种反映。

孔子的保守思想，更多的体现在他的“正名”主张上。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已是“礼坏乐崩”，臣子杀国君，儿子杀父亲之类的事经常发生。他为了挽救社会危机，提出了“正名”的主张。据《论语•子路》记载，孔子在卫时，子路问他：“如果卫君用你管理国家，你打算首先做什么事呢?”孔子回答说：“必也正名乎!”所谓“正名”，就是用周礼的等级名分，把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变动而破坏了的“名”、“实”关系匡正过来。孔子认为，在当时的社会里，只要把不符合周礼所规定的那些人和事物都统统匡正了，即建立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就能“名正言顺”，天下太平了。这就是要用“名”去规定“实”，而不是依据“实”赋予“名”。这种把“名”看成第一性，“实”看成第二性的“名实观”，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思想。他认为春秋时期的社会变革，是由于“名”与“实’’不符引起的。因此，他认为只要通过“正名”的办法就能解决问题。

由此可见，孔子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礼”和“正名”。前者虽然主张维护旧秩序，但已经有所改良；后者则显得比较守旧。

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孔子的统一思想。孔子企图用周天子为统一的象征，但那时的周天子势力已经大大削弱，难以控制各个诸侯。因此，孔子的统一思想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社会动乱，政权下移，已经是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孔子无法阻止这种趋势的发展。孔子这一主张，一方面反映了当时要求消灭混乱局面，形成有秩序的统一的社会思想；另一方面，他对事物发展的认识又违反了历史规律。孔子的统一思想不符合春秋末期历史上的客观实际。但是，一旦统一的政权出现以后，这种尊君的统一思想，就很符合封建统治者的胃口。因此，从汉王朝统一局面形成以后，统治者就认识到孔子思想对统一政权的效用，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公羊学派直接继承孔子而形成了“大一统”的思想。孔子的统一思想，对以后的各个封建王朝都有积极的影响。因为一个统一的政权和国家是有利于整个地主阶级统治的，而分裂的局面则是不利的。从这点看，孔子统一的思想在历史上居于很重要的地位，对封建社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四）经济思想

孔子的经济思想最主要的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与“富民”思想。这也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孔子所谓“义”，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利”指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谋求。在“义”、“利”两者的关系上，孔子把“义”摆在首要地位。他说：“见利思义”。(《论语》卷十七《宪问》。)要求人们在物质利益的面前，首先应该考虑怎样符合“义”。他认为“义然后取”，即只有符合“义”，然后才能获取。孔子甚至在《论语•子罕》中主张“罕言利”，即要少说“利”，但并非不要“利”。《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孔子认为：“义以生利”。即先有了“义”，才能生出利。《易传•文言》说：“利者，义之和也。”这是把对立的“义”和“利”两者统一了起来。这种思想很符合孔子的主张，《左传•昭公十年》记载晏婴说：“义，利之本也。”义是利的根本。与孔子的主张也是一致的。孔子反对片面追求功利。他认为在“利”的面前，必须时刻以“‘义”来衡量是否应该取。他说，符合道义然后才去取得，这样人们就不会厌恶他的取得。相反，“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卷五《里仁》。)即片面追求个人私利，并以此作为行动的指导思想，就会产生许多的怨恨。因此，孔子认为，干不符合道义的事而获得富贵，就如同浮云一样，(《论语》卷八《述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不屑于用不义的手段取得富贵。孔子还认为，对待“义”与“利”的态度，可以区别“君子”与“小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义”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养的“小人”，则只知道“利”而不知道“义”。这就是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孔子既然重“义”，则势必轻视体力劳动。他对想学农的弟子樊迟十分不满，骂他是“小人”。孔子还认为，种田的人就免不了饿肚子，而读书的人就能做官而享受俸禄。

由于孔子保守的政治态度，因此对待经济制度的改革也反映了保守的思想。比如鲁宣公15年(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从法律上承认私田的合法地位，是春秋时代的重大经济改革；但是据《左传》说，孔子修《春秋》时记载“初税亩”，目的是批评其“非礼也”。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鲁国又“用田赋”，即按亩征收军赋，孔子也表示反对。(《国语》卷五《鲁语》。)

但是孔子却主张“富民”。他从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认为对民众的剥削不应采取竭泽而渔的办法。他在《论语•阳货》中主张为政要宽，说：“宽则得众”。他在卫国和弟子冉有论政，提出对民众要“富之”。(《论语》卷十六《子路》。)即富民的主张。在孔子看来，民众富足了，国君没有不富足的；而民众不富足，国君没有富足的。在《论语•尧曰》中还记载，孔子主张“因民之利而利之”，即对民众有利的事情才去做。另一方面，他又主张赋税要轻一些，徭役的摊派不要耽误农时。《论语•述而》记载，孔子还对当时的为政者进行说教，要求为政者不要过于奢侈，要注意节俭。他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同时，还主张“节用而爱人”。这里面包含了把孔子“仁”的思想运用于经济领域。 (五)伦理思想

孔子的伦理思想，即是他的“仁”的学说。据清人阮元统计，“仁”在《论语》中有五十八章提到，而“仁”字出现共105次。《■经室》一集卷八《论语论仁论》。“仁”的含义，主要是道德伦理学说，但也包括治国之道和学问之道。

“仁”字出现较早，但赋予其哲学意义是从孔子才开始的。据《说文解字•人部》说：“仁，亲也，从人从二。”阮元解释“从人从二”就是“人与人相偶”，《■经室》一集卷八《论语论仁论》。即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基本意思是“爱人”。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要相爱。

主张“仁”的学说，并把它付诸实行，这就是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的“吾道一以贯之”。曾子又把它概括为“忠恕”两个字。这是符合孔子原意的。“恕”就是自己所不希望的，不要施加给别人，即《论语•卫灵公》记载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就是忠诚，对人对君都要忠诚。也就是自己要站得住，也要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满足的要求，也要使别人得到满足，即《论语•雍也》记载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孔子的“仁”还包括恭敬、宽大、守信用、勤快、恩惠。认为居住在家谦恭、办事认真严肃。而刚强、果断、朴实、说话慎重，这样就接近仁了。孔子还认为仁者不轻易说话，指出那些“巧言令色”的人是很少有仁的；而油嘴滑舌、常与别人争辩很令人讨厌。孔子还主张“志士仁人’’没有因为求生而加害于人的，而“有杀身以成仁”。他还认为仁者也不贪财利。

孔子还常把“知”、“仁”、“勇”三者并提。他的弟子子贡认为这是孔子所具有的三种道德。孔子认为仁包含了勇敢。他说仁者必然勇敢，而勇敢的人未必是仁者。又认为仁者以仁为安宅，有知者以仁为有利。可见仁包含了知，仁者高于有知者。从修养来说，先达到“知”，然后才能达到“仁”。

孔子的“仁”还包括孝悌。孔门弟子有子认为孝悌是仁的根本。因此，宰我不实行三年之丧，孔子就说他“不仁”。他认为只要统治者厚待自己的亲族，则民众就可以实行仁了。孔子还认为仁是高于血缘关系的，他说：“虽有周亲，不如仁人。”《论语》卷二十三《尧曰》。这种认识是有积极意义的。

《论语•颜渊》记载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这反映了“仁”与“礼”的关系。克制自己，使之符合“礼”的要求，这就是“仁”。具体的办法是凡不符合“礼”所规定的，就不看、不听、不说、不做。孔子认为，一旦做到“仁”，则天下的人都会称许你的。

可见，“仁”的标准是“礼”。只有按“礼”的规定办事，才称得上“仁”。不过，孔子又把“仁”看成是纯主观的内心修养，是别人不能代替的。因此，实行“仁”并不困难，只要我想实行，“仁”马上就达到了。这是要求大家都来进行“仁”的修养，从而达到维护“周礼”的目的。在孔子看来，民众是需要“仁”的，而且也可以实行“仁”。因此，“仁”不仅适用于统治者内部，也适用于被统治者。

总之，孔子“仁”的学说是为统治者着想，用来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的。一般地说，实行起来不算难，但是真正达到标准成为“仁人”，又很不容易。可见，其目的是给人指出如何做人的努力方向。

孔子生活在春秋后期，臣子杀国君，儿子杀父亲之类的事经常发生，社会各方面的矛盾都很尖锐，人与人的关系非常紧张。因此，孔子站在奴隶主改良派的立场，企图挽救社会的危机。他的办法是提倡“仁者爱人”来达到调和矛盾，即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调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对于前者很易理解；对于后者，孔子的弟子有若说得清楚，既然“仁”的根本是孝悌，而民众懂得这一点都实行“孝悌”之道，这样，就不会犯上作乱了。《论语》卷一《学而》：“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但是孔子的“仁”学具有内在的矛盾，一方面孔子说：民众可以实行“仁”，但实际生活中，民众又对他提倡的“仁”并不感兴趣。因此，他感叹说，“君子”里也有不仁的，但在“小人”里却没有一个仁者。《论语》卷十七《宪问》：“君子而不仁者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但是，孔子提出“爱人”的口号来修补过去的“克己复礼”，则是西周以来“重民”思想的一种反映，其中透露出劳动者在身份上的变化，这在思想上不失为一个进步。而孔子专门论述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个重大贡献。孔子的“仁”的学说，被战国中期的孟子发展为“仁政”。到西汉“独尊儒术”之后，孔子仁的学说为封建统治者利用并加以改造，成为封建统治的一套思想体系，起着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孔子“仁”的学说，也被历史上一些进步思想家所接受和改造，在历史上起着一定的进步作用。

(六)哲学思想

孔子的哲学思想中，关于天命鬼神的思想比较复杂。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卷三《八佾》。可见，天有无比的权威，是世间万事万物、凶吉祸福的主宰者。这就赋予天以意志，成为有人格的神。因此，他有“畏天命”的主张，进而又有“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主张；《论语》卷十九《季氏》。他还认为，“道”是否行得通，这是由命决定的，人们要想阻碍也办不到。由此可见，孔子基本上是维护传统的天命思想的。但孔子又不完全是天命论者，他也承认天是自然之天，天并不说话，春夏秋冬四季运转，百物自然生长。这里的天，没有任何神秘的意味。在天与人的关系上，孔子思想中有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因素。他主张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但是，他又说，“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卷十七《宪问》。这里仍然有天命的影子。在他得意的弟子颜渊死后，他又发出了“天丧予!天丧予!”的感叹。总之，孔子在天命思想上是自相矛盾的，这种矛盾是西周末年，天命思想已经动摇，在孔子思想上的反映。

对鬼神的态度，孔子也与对天命的态度相似。他一方面赞美禹对鬼神的孝顺，一方面又说，祭祀与自己没有关系的鬼，是谄媚。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还是主张祭祀鬼神。但是他又与传统的鬼神观不一样。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论语》卷七《雍也》。认为还没有能够事奉人，怎么能够事奉鬼神呢?还没有知道生，怎么能够知道死呢?这里孔子首先强调的是事奉人和知道生。而且他还“不语怪、力、乱、神”。在一定的程度上，他是怀疑鬼神的，而把人事看得更重要。显然这是他继承了子产“天道远，人道迩”(近)的思想。

在认识论方面，孔子也具有调和的色彩。他认为，生下来就具有天赋知识的人是最上等；经过学习才具有知识的人要次一等；遇到困难才学习的人又次一等；而遇到困难仍不学习的人就是最下等的人。《论语》卷十九《季氏》：“生而知之者，上也；学习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孔子还说，只有“上知”与“下愚”，即最上等的聪明人与最下等的人(愚蠢人)，是不能改变的。可见，他把人分为若干等级。而“上知”与“下愚”的区分，反映他有知识是天生就有，不必通过学习和实践的先验论。但是，孔子从来没有称许过任何人是“生而知之”的。也不承认他是先天就有知识的人，而且还多次承认他有过错，并主张要改正错误。因此，实际上他所说，的“上知”这一等是虚设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修止了他的先验论。而仅就孔子“学而知之”的主张，即知识是通过学习而来的，这在认识论上就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他认为，“学而知之”包括“多闻”，即多听各种各样的意见，并且择善而从，即选择其中好的意见去照办。也包括，“多见而识之”，《论语》卷八《述而》。即多看并且把它记住。这里的“多闻”、择善、“多见”、“识之”，实际上讲述了求知的过程。孔子一身从事传授知识的教育工作，对这个过程是身体力行的。因此，对于孔子的认识论，我们要做具体的分析，而不能一概以先验论而全面否定。

孔子的方法论是“中庸”。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卷七《雍也》。所谓“中”，按照朱熹《四书集注》的解释，就是“无过无不及”。即既不过激，也不要不够。而“中庸”，正是《论语•尧曰》所说的“允执其中”的“中”，即恰到好处，最正确、最合理的意思。孔子认为，他的弟子子张太过激，而子夏又不够，太过激与不够都是不符合“中庸”的。“中庸”又可叫做“中行”。孔子认为，如果不能够与实行中庸之道的人交往，那么也要与积极进取的或有所不为的人(即“狂狷”)交往。因为这两种人要比没有是非标准，随波逐流的人(即“乡愿”)好得多。《论语•子路》记载，孔子是主张“和而不同”的。“和”是有原则性，对错误的言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从而使之达到恰到好处。而“同”则是盲目服从，随声附和，根本没有原则性。“和而不同”的和，正符合“中庸”之道；可见，孔子的“中庸”并不是不讲原则的折中调和，而与“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毫无共同之处。

《论语•子罕》记载孔子说他的“中庸”的方法是“叩其两端而竭焉”，即对事物进行调查研究，以便弄清楚事物的两个极端，这样就对事物有所认识了。比如说，要认识一个人，只要看他结交什么样的朋友，观察他为了达到目的而采用什么方法，了解他对什么事情心安理得，对什么事情于心不安。这样，就能得出结论了。《论语》卷二《为政》：“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哉?人焉■哉?”因此，孔子“中庸”的方法论是具有唯物辩证法因素的。但是这种方法论对矛盾双方的斗争性缺乏认识，对矛盾的转化也不够重视，因此容易被后世的封建统治者歪曲为折中、调和而加以提倡，使它长期在封建社会中起着消极的影响。

(七)教育思想

孔子几十年从事教育实践，他的教育思想有许多符合人类认识发展过程的著名论断，具有积极的意义，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首先，孔子教育弟子要有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这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卷二《为政》。其次在治学方法上，孔子主张反复温习，他在《论语•学而》中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又在《论语•为政》中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他还主张，学习要有恒心，要坚持不懈，努力前进，从不停止。孔子十分强调主观努力，把它譬喻为用土造山，要永远不休止地努力。同时，他还反对主观成见。即不猜测(“毋意”)，不武断(“毋必”)，不固执(“毋甲”)，不自以为是(“毋我”)。在学与思的关系上，孔子主张学思相结合。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卷二《为政》。即只学习不思考就会迷惑，只思考而不学习则是危险的。孔子对前人的知识很重视，主张借鉴，认为要踏着前人的脚步前进，才能获得成功。可见，孔子在学习态度与治学方法上都强调客观事实而反对主观成见。

第三，“因才施教”是孔子的教育方法。他根据弟子中不同程度、不同特点而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教育。他还提出了启发式的教育法。即让学生独立思考，不到反复思考还是想不通的程度，就不去开导；不到反复思考已有了体会、想说又难以说得出来的程度，就不去启发；弟子要是不能“举一反三”，就暂时不答复。《论语》卷八《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第四，孔子教育不分贵贱等级的“有教无类”思想，使受教育的范围大大扩大了。他有弟子三千，其中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有72人。《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他们便是孔子所创建的儒家的基本队伍。可见，孔子在我国教育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总之，孔子思想虽然在春秋末期没有被统治者所重视，但到封建政权巩固以后，孔子的思想便被统治阶级按照他们的需要进行改造，使之形成一整套封建统治思想体系。孔子被抬到“至圣先师”的高度，而《论语》等儒家著作，被视为经典，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因而就传统文化而言，孔子以及儒家学说，又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对我国社会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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