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创建儒家之后，墨翟(约公元前480—前420年)也在鲁国创建墨家，两家形成“显学”，互相争鸣，从而揭开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第一幕——儒墨显学之争。

(一)关于百家争鸣的发端

我们知道，作为周王室史官的老子(聃)，不仅早于墨子，而且年长于孔子(孔子曾到周室问礼于老子)。为什么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第一幕是邹鲁儒墨显学之争，而不是儒老(或说儒道)之争呢?上面我们已经讲过关于学术由官府下到民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孔子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老子则远不如孔子。《史记•老子列传》记载，老子看到周王朝已衰落，便弃官离开洛邑，到了函谷关。守关的令尹喜请老子为他著书，于是老子才著了上、下篇论述道德的意义，约五千字，而出关西去。老子究竟去了什么地方，最后死于何处，这些都成了千古之谜。因此，老子在当时影响有限。然而作为伟大教育家的孔子，在打破“学在官府”的格局，开创私人讲学的历史潮流中，贡献最大，影响最为深远。至于他是否为第一个开办私学的人，无关紧要。据童书业研究指出，春秋时代，过去的“王室之学”逐渐消失，关于官办学校的史料几乎找不到，可能是“私人讲学之风”在这时逐渐兴起。《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鲁国的叔孙豹说，鲁国过去的臧文仲大夫，虽已去世，而“其言立”，即他的言论能成立，流传于后世。由此看来，臧文仲等人已有私人讲学的事。至于孔子，本是个求学没有固定老师的人。他的弟子子贡曾说，周文王、武王之道没有失传，这是在于有人将它传播开去，贤德的人能懂得其中大的方面，不够贤德的人只懂德其中小的方面。但无论大的方面，还是小的方面，总还是有周文王、武王之道的。子贡语出《论语》卷十九《子张》。这段话反映了当时私人讲学的学者很多，而孔子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人物。参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第34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我们知道，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精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这在世界古代教育吏上是少有的。孔子的弟子遍布各诸侯国，在学术的许多领域里都有很深的造诣，影响颇大，确实称得上是“显学”。

与儒家对立的是墨翟创建的墨家。墨子的祖先虽是宋国人，但后来长期居住鲁国，应该是鲁国人。他最初投师儒者，学习儒家之业。但是他后来认为儒家的烦琐礼节很难施行，特别是“厚葬”、“久丧”(三年之丧)的主张，浪费财物，使民众贫困，办丧事还要花许多时间，既损伤活人的身体，又妨害从事生产。所以，他“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卷二十一《要略》。，即背弃周代烦琐礼节和“厚葬、“久丧”的习俗，而用夏代的“节财”、“薄葬”、“简服”(三月之丧)的简朴精神。因此，墨子背叛了儒家而另外创建墨家。墨家发展很快，人数众多。《墨子•公输》记载，墨子对楚王说，他的弟子有“禽滑■等三百人”。而《淮南子•泰族训》记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吕氏春秋•上德》也记载，墨家的领袖孟胜为阳城君死难，他的弟子从他而死的有180人。由此还可看出，墨家是一个有严密组织和纪律的集团，有相当大的活动能力。关于儒、墨显学，据《吕氏春秋》说，在孔子、墨子死后，“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吕氏春秋》卷二《当染》。可见当时两家的盛况。儒、墨相互诘难，《墨子》有《非儒》，专门抨击儒家，儒、墨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形成尖锐的对立。因此，把儒、墨之争作为先秦“百家争鸣”的发端，或者说第一阶段，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二)儒墨显学之争产生于邹鲁的历史根源和时代背景

前面我们已经论述了儒家产生于邹鲁的历史根源，而墨子创建墨家也是在邹鲁，因而儒墨显学之争也产生在邹鲁。我们知道，墨子最初是以儒者为师的。他创建墨家依据的思想资料也是《诗》、《书》等经典，继承的仍然是邹鲁的文化传统。这就是两家之争产生于邹鲁的历史根源。《吕氏春秋•有度》记载，儒墨之徒“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由此可见，两家虽然互相争鸣，但也有共同的地方。他们之所以相争，只是因为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各不相同。墨子出身破落贵族家庭，曾作过宋大夫，但后来地位下降，接近劳动者。他当过工匠，在《墨子•贵义》中被称为“贱人”，在《吕氏春秋•爱类》中被称为“北方之鄙人”。可见其社会地位低下。而墨家的成员很多是下层社会的劳动者，他们多半穿着粗衣、草鞋，勤劳工作，日夜不休，以自苦为理之妙极。《庄子》卷十下《天下》。他们常常代表“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说话。荀子认为墨家的学说是“役夫之道”，《荀子》卷七《王霸》。也可反映墨家是生产者的代表。因此，儒墨显学之争，是奴隶制瓦解和封建制诞生的初期，统治阶级与小生产者对立和斗争在思想领域内的反映。

儒墨显学之争还有其鲁国的时代背景。《孟子•告子下》记载，淳于髡说，“鲁穆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公仪子即公仪休，贤者，为官清廉，拒收贿赂。在其为政期间，鲁国政治上还算比较好。子思是孔子之孙，也是贤者，《孟子》记载，鲁穆公尊礼子思，为了使子思安心在鲁从政，经常派人去安慰子思，保证按子思的建议办事。孟子还谈到在穆公朝中任职的泄柳、申详。泄柳即子柳，亦即《说苑•杂言》所说的子庚。《孟子•滕文公下》记载，鲁穆公礼贤，最初亲自见泄柳。而泄柳“闭门而不纳”，即不开门与他相见。可见鲁穆公尚贤之一斑。申详，据《礼记•檀弓上》郑玄注，为孔子学生子张的儿子、子游的女婿。当时儒家在鲁国势力颇大，鲁穆公时，孔子的弟子曾参已死，他的儿子曾申也是有名的儒者。那时年青的吴起从卫逃至鲁，便投到曾申门下。后来与曾申决裂，学兵法而成为鲁将。吴起之所以破格提拔为鲁将，与鲁穆公礼贤是分不开的。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谈到鲁穆公礼贤诸人中有“南宫边”，列于墨子之后，《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46页。但墨子弟子中无此人，恐为南宫适之误。南宫适为鲁大夫，孔子的弟子。

墨子居鲁，为鲁人，其活动多从鲁出发而到其他地方。《墨子•鲁问》记载，越王派公尚过“迎子墨子于鲁”。《墨子•贵义》又记载“子墨子自鲁即齐”。与其他古籍相印证，正是如此。《吕氏春秋•爱类》说，墨子救宋，“自鲁往，……见荆王”。《惟南子• 修务训》记载此事则说，墨子听说“楚欲攻宋”，“自鲁■(走)……至于郢。”《墨子•公输》记载；“子墨子归，过宋”。这是指墨子由楚而归鲁，经过宋国。可见墨子确是鲁人，常居住在鲁国。前面已经提到墨子学于史角的后人，也是在鲁国。当然，墨子的弟子禽滑■、耕柱子、高石子等，则不仅仅在鲁国，而是遍于各诸侯国了。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讲鲁穆公“礼贤”时，特别提出墨子，并说：“在这里儒、墨两派特别活跃”。他还指出，“鲁缪(穆)公把‘孔子贵公’、‘墨子贵兼’(《尸子》)的两派文化人兼礼。”《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46页。这一论断是正确的。《墨子•鲁问》记载，鲁君对墨子说，我怕齐国来攻打，可以相救吗?墨子说：可以。这里所说的鲁君，孙诒让怀疑就是鲁穆公。孙怡让：《墨子闲诂》卷十三《鲁问》，第428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从时间上来看，孙说是对的。鲁穆公时，齐国多次攻伐鲁国。《墨子•鲁问》记载，墨子派胜绰在项子牛部下任职，项子牛“三侵鲁地”。孙诒让注指出，项子牛是齐国人，但“三侵鲁地”，不知在什么时间。从《史记•六国年表》与《田齐世家》来看，鲁元公十九年，齐国征伐鲁国的葛和安陵，二十年取鲁一城。穆公二年齐又伐鲁取■。十六年伐鲁，取最。这大概就是指的“三侵鲁地”的事吧?孙诒让：《墨子闲诂》卷十三《鲁问》，第428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而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吴起仕鲁考》不同意孙诒让的说法，他认为，齐伐鲁国之葛和安陵，应为穆公四年齐伐鲁莒及安阳。鲁穆公四年(公元前412年)为齐宣公四十四年。齐国派项子牛进攻鲁。这场战争，因鲁穆公起用吴起为将，战胜了齐国。

在这场战争中，墨子的弟子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胜绰即在项子牛部下，参加了战争。墨子听说之后，派弟子高孙子去把胜绰从项子牛部下撤退出来，并严厉斥责他是“禄胜义”，孙诒让《墨子闲诂》卷十三《鲁问》，第440页。即过分贪图俸禄而不顾道义的人。

由此可见，鲁穆公的礼贤，在当时意义重大。它不仅使鲁国在这次战争中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而且对儒、墨两家在鲁国并存，从而形成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第一阶段——儒、墨显学之争，也起了促进作用。

(三)墨子思想与墨家的创建

1墨子的生平、《墨子》与墨家

墨子为鲁人，也有人说他是齐国人。曾到过宋、卫、楚、齐等国，并打算到越国，但终未成行。其主要事迹有：阻止鲁阳文君攻郑，说服公输般而止楚攻宋。楚惠王打算以书社封墨子，越王也打算以吴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墨子，但墨子都没有接受。宋昭公时曾做过宋大夫。但以后地位下降，接近劳动者。参见孙诒让：《墨子闲诂》下册《墨子后语•墨子传略》。

《墨子》一书，大部分是墨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对墨子言行记录的汇集。它是研究墨子思想的直接材料，其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6篇，是后期墨家的著作。也有人认为《经上》、《经下》两篇是墨子的薯作。

在《墨子•鲁问》中，墨翟提出了墨家的十大主张。即“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尊天”、“事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他认为，要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十大主张中最适合的方案。如“国家昏乱”，就选用“尚贤”、“尚同”；国家贫弱，就选用“节用”、“节葬”，等等；墨家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纪律的团体。他们的领袖称为“巨子”。第一任巨子是墨子，后来的“巨子”有孟胜、田襄子、腹■(tún，吞)等。由“巨子”执行“墨子之法”。墨者“巨子”腹■住在泰国，他的儿子杀人，本应依法处死。但秦惠王认为腹■年老，只有一个儿子，就命令不杀。腹■却说，墨者之法规定：“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这是禁止杀人伤人的必要措施，它符合“天下之大义”，还是坚持把自己的儿子杀了。《吕氏春秋》卷一《去私》。这个故事生动的反映了墨家纪律的严啊。正因为如此，墨者很能战斗，具有“赴火蹈刀，死不还踵”《淮南子》卷二十《泰族训》。的精神。但是，墨家是一个具有宗教性的集团，往往容易被人利用。据《吕氏春秋•上德》记载，在楚国旧贵族阳城君等杀害从事变法改革的吴起时，墨者“巨子”孟胜就站在阳城君一边。后来阳城君畏罪逃走，楚国要收回其封国。孟胜为阳城君守封国，忠于阳城君。他传“巨子”于田襄子，自己为阳城君死难，许多弟子也从其死。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墨者有“侠客”的精神。正如《史记•游侠列传》所说的游侠那样：如果行为并不符合正义，但是说话算话，讲信用，答应人家要办的事就必须办到。而且行动果断，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去解救别人的危难等等。

不仅如此。墨子还是一个科学家，墨家也是一个科学家集团。他们在数学、物理学、医学、逻辑学等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在我国古代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墨子死后，墨家分裂为三派：相里氏一派，相夫氏一派，邓陵氏一派。《庄子•天下》所说的相里勤的弟子、邓陵子的弟子苦获、己齿，即这三派中的两派。他们都传习《墨子》：但有所不同，互相都攻击对方是“别墨”。在今存的《墨子》中，每篇都有上、中、下三篇，大约就是墨家分裂为三派的证据。据郭沫若研究，墨者集团到秦惠王时，有集中于秦的趋势。因此，从第四代巨子时起，墨学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秦国。此后还有记载，东方的墨者谢子，不远千里入秦而见秦惠王。这时墨学还是兴盛的。但是到汉代，墨家已经消亡。为什么墨家消亡如此之快呢?关于这个问题，答案分歧很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墨家内部来分析其原因，在方法论上是可取的。墨家与儒、法、道等家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由墨者组成的带有宗教色彩的集团，有严格的纪律，能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这些，作为一般人是难以办到的。而墨子的十大主张，流于空想，而且自相矛盾，是比较肤浅的。没有像儒家那样的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墨者往往陷入难以适从的境地。因此，常常背叛墨家而逃入儒家、道家或者杨朱学派。在魏国，子夏于西河讲学，弟子中就有墨者禽滑■。《孟子•尽心下》记载；“逃墨必归于杨”。可见，墨者背叛墨家而逃入其他学派确乎是事实。而墨者后来成为墨侠，虽然有自我牺牲精神，但是往往被人利用，站到反动势力一边，其破坏性也相当大。墨侠的历史作用如何?还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而这种极端的行为正是其不能长久的重要原因。当然，还应指出，后期墨家的名辩思想，在逻辑思想史上还是有相当地位的。

2政治思想

墨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卷四《兼爱中》。他们认为社会动乱攻伐，相互残害，就是由人们“不相爱”而造成的，所以墨子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也就是不只单方面的爱自己，而是还要爱别人。不是单方面的使自己有利，也要使别人有利。墨子认为，“兼相爱”就是大家都要树立把别人的国看成是自己的国，把别人的家看成是自己的家，把别人的身体看成是自己的身体。有了这种思想，就能把别人与自己同等看待了。而且他还认为，必须我先做那些爱和有利于别人的亲人的事，然后别人再报答我的爱和有利于我的亲人的事。这样，人与人之间就不会互相残害了。因此，他说，要想天下太平，而厌恶天下动乱，就应当贯彻“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

“兼相爱，交相利”，是从小生产者立场出发的，具有反抗剥削压迫的意义。但是，墨子把“王公大人”、“士君子”与“农与工肆之人”都认为是出“力”者。墨子并不主张废除等级制度，认为他们之间也是“兼相爱，交相利”的关系，这便使这一主张具有调和色彩。因为小生产者本身没有力量来实现对社会现状的改革，只希望维持现状，使自己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同时使各方面的势力相安无事。事实上，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而它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墨子“非攻”的主张，是“兼相爱，交相利”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墨子看来，春秋战国的兼并战争都是违背“兼爱”原则的。他揭露这种战争在春天进行就使农民不能耕种庄稼，在秋天进行就使农民不能在田间收获。因此，它是“夺民之用，废民之利。”《墨子》卷五《非攻中》。但是，墨子并不一概反对战争，他只是反对无故“攻伐无罪之国”的侵略战争。而对防御性的战争，墨子则是支持的，他曾帮助宋国抵御楚国的进攻。“非攻”的主张，是墨子站在小生产者立场，反对破坏生产，保全其生命财产的安全。

“尚贤”、“尚同”的主张，则是墨子“兼爱”思想在政治上的体现。他认为人一生下来就富有高贵是“无故富贵”，因为这些人是依靠血缘关系而取得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的。所以，墨子主张政治地位的获得必须要才能，没有才能不能做官，这就是墨子“尚贤”的主张。他反对世袭制度，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卷二《尚贤》。做官的不能永久都保持高贵的地位，而民众不能永久都处于卑贱的地位。只要有才能就应该推举出来当官，而没有才能的官吏则应该降级或罢免。虽然是农民与工匠，只要有才能，都可以推举出来做官。这种主张，反映了小生产者要求取得政治地位的思想。

“尚同”则是“尚贤”思想的扩大，不仅一般官吏要“尚贤”，而且“天子”也要由贤者来担任。墨子认为，在国家出现之前，意见不能统一，各人有各人的是非标准，因而天下大乱。所以，他主张选举天下的贤德、善良、人格高尚而又有智慧、能言善辩的人立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墨子》卷三《尚同中》。然后，天子又选择贤者来任“三公、诸侯、国君”与各级的“正长”，以帮助天子统一民众的思想。这样做就是尚同于天的意志，因为天的意志是“兼爱”。若是人人都做到“兼爱”，天下当然也就太平了。墨子“尚同”的主张，在当时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但是这种学说倾向于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因此有其积极的意义。

3经济思想

墨子的经济思想反映了小生产者的经济利益。主要表现在“节用”、“节葬”的主张上。他提出为政要增加生产，使物质财富成倍增长。他说“圣人为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墨子》卷六《节用上》。用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呢?他认为并不需要扩张领土，只要尽量开发本国的资源，而又厉行节约，去掉不必要的开支，物质财富就可以成倍增长了。同时，墨子还主张国家的财政开支要对人民有利。他说：“诸加费不加利民者，圣王弗为”。《墨子》卷六《节用中》。根据这个原则，墨子激烈反对儒家的“厚葬”、“久丧”，而主张“节葬”。他认为葬礼不分贵贱，一律“桐棺三寸”，也不需守丧。埋葬以后，马上就去参加生产劳动。《墨子》卷六《节葬》。他指出，“厚葬”要把财富多埋在坟墓里，而“久丧”则影响劳动生产。这样干要想使国家富强，是根本办不到的。“节用”、“节葬”的经济思想，是墨子思想中的精华部分。

4哲学思想

墨子的哲学思想，反映在他的“尊天”(即“天志”)、“事鬼”(即“明鬼”)的主张上，同时也表现在经验论的认识论与“三表法”。

“尊天”、“事鬼”是为他的“兼爱”学说在哲学上寻找的理论根据，即要论证“兼爱”学说是天的意志，是鬼神的意志。墨子认为，天下无论是大国或是小国，都是天的城邑；人无论是年长、年幼、高贵、卑贱，都是天的臣民。因此，墨子思想中的“天”，对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都是一视同仁的。因此，他说：“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墨子》卷七《天志中》。同时，天还希望人们有力量要相互帮助，有好的道理要相互教诲，有了财富要相互均分。而且，墨子思想中的“天”，还有赏善罚恶的威力。如果是顺从天的意志，实行“兼相爱，交相利”原则的，就必然得到奖赏；而违反天的意志，即“别相恶，交相贼”的，就必然要遭到惩罚。因此，墨子认为：“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墨子》卷一《法仪》。这就是墨子所谓的“天志”。“天志”在墨子看来是十分重要的，它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无论是“王公大人”，还是“万民”的所作所为，都可以用它来量度。他说：“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发言谈也。”

总之，墨子的“天”是小生产者的理想化了的神，它是反映小生产者利益的一种幻想。但是，它与传统的“天”又有不同。传统的“天”是维护统治者统治民众的。而墨子的“天”，却反抗这种统治，维护小生产者的平等权利。虽然墨子利用传统的形式，以便于民众所接受，但却赋予了它以新的内容，在当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事鬼”即“明鬼”，也就是相信鬼神，是从“鬼神”可以帮助“天”赏善罚恶而提出来的。他说，如果使天下的人都相信鬼神能够“赏善罚恶”，则天下怎么会乱呢!《墨子》卷八《明鬼》。

墨子主张“天志”，但是又主张“非命”。他认为强调“命”的思想危害性很大，王公大人如果相信天命的学说以指导他的行动，则必然懒于断案和治理政事；卿大夫必然懒于治理官府；农夫必然懒于耕种田地；妇女必然懒于纺纱织布。其结果必然造成天下大乱，社会财富必然不足。墨子认为，“命者，暴王所作”，“此皆疑众迟朴”，《墨子》卷九《非命上》。即“命”是由古代暴王制造出来欺骗民众的。墨子揭露了“命”并非是“天”产生的，而是人制造出来的，这是对“天命”论的有力打击，这里包含了无神论思想的闪光。

墨子还提出“力”、“强”与“命”相对抗。他认为寿夭、贫富、安危、治乱是由“力”决定的。依赖于自己的力量的就能生存，不依赖于自己力量的不能生存，他反对不参加劳动就获取劳动的果实。“强”即是强调个人的主观努力。他说，“强”必然就治理得好，不“强”必然就会乱。“强”必然就会富贵，不“强”必然就会贫贱。因为天喜欢努力图强的人，赏赐他们成功。这实际上是说，人只要努力就会成功。虽然他并没有摆脱“天志”的束缚，但这种思想反映了小生产者的善良愿望，希望通过主观上努力来摆脱被统治的地位。但是，由于小生产者的本身的软弱性，他们又寄希望于在“天”和“鬼神”上。因此，他们的目的不仅不可能达到，相反，这种具有宗教性的思想，很容易被统治者所利用。

但是也要指出，墨子并非片面的强调“天志”、“明鬼”，他还主张“非命”和提倡“力”与“强”的学说。后者是强调人事的重要作用，属于人本思想。墨子思想的二重性，表明他正由有神论向无神论的过渡。战国后期的荀子、韩非将老子的“自然为本”与孔子、墨子的人本思想相结合，所产生的无神论思想，是先秦无神论思想的高峰。其中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卷十一《天论》。包含了墨子“非命”的思想。韩非关于“明君务力”《韩非子》卷十九《五蠹》。的学说，显然是从墨子提倡“力”的学说发展而采的。因此，我们在评价墨子“天志”、“明鬼”的主张时，要充分看到“非命”和“力”的主张的积极性，并在春秋战国思想史上给予应有的地位。

墨子的认识论，因为他直接从事生产劳动，有实践的经验，所以成为唯物主义的经验论。他认为，认识来源于客观感觉的经验。事物的存在必须以人们的眼耳等感觉器官的感知为标准。《墨子•明鬼下》说：“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即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就有，否则就是无。这种认识论，肯定了人们的感觉经验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因此触及了认识来源于实践这一真理。它是唯物主义的，但又有狭隘经验的局限性。

墨子关于“名”、“实”论的思想，主张“取实予名”，即“名”是由“实”来决定的。没有“实”，就无所谓“名”。可见“实”是第一性的，而“名”是第二性的。这是属于唯物主义的名实观。同时，墨子还主张言行一致，“口言之，身必行之”，如果言行不一，即使掌握国家政权也会出乱子。《墨子》卷十一《公孟》。

《墨子•非命上》的“三表法”是墨子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这是他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和判断是非的标准。所谓“表”，就是标准、法则。“三表”是指“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第一表“有本之者”，是根据古代圣王所经历的事情，即古人的历史经验。第二表“有原之者”，是考察人民大众耳闻目睹的实际经验，即民众现实的切身经验。第三表“有用之者”，是根据客观效果，看其是不是符合国家与人民的利益。

墨子的“三表法”，注重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地位。这种认识论和思想方法，在当时是很进步的思想，它为批判传统的“命定”论提供了思想武器。但是，这种武器仍然有其局限性，因为它只把认识停留于感性阶段，而没有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即是感觉论。因此，它具有片面性和表面性，而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质，甚至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墨子“明鬼”的主张，就是根据有人曾经见过鬼的传说，来证明鬼神是确实存在的，从而违背了客观事实。

(四)儒墨显学之争的主要内容及其实质

1儒墨显学之争的主要内容

前面我们论述了孔子与墨子的思想，因此对儒墨显学之争的主要内容，就比较清楚了。现归纳如下：

首先是爱有差等与“兼爱”的对立。儒、墨两家虽然都提倡“仁”，但是两家“仁”的含义却是各不相同的。儒家的“仁”，虽然也主张“爱人”，从表面上看来是爱一切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里所谓的“爱人”，对统治阶级来说，是要调和其内部矛盾；而对被统治者来说，表面上的爱，是为了劳动者为统治者卖力。而且儒家的“仁”，还受着宗法制的制约，强调“亲亲、尊尊、长长”《礼记》卷三十二《丧服小记》。的区别。比如，《孟子•告子上》记载就明确说：“亲亲，仁也”。这样便使爱有了亲疏厚薄。因此，儒家是主张爱有差等的。

墨家主张的“仁”，是“兼相爱”。这是一种普遍的爱，是理想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关系。所以，孟子批评墨家的“兼爱”是“爱无差等”。《孟子》卷五《滕文公上》。

学术界多持儒家爱有差等与墨家“爱无差等”的对立的观点。但是孙诒让《墨子闲话•墨家诸子钩沈》据马■《意林》辑录《■巢子》(墨子弟子■巢子的著作)的材料认为，■巢子在论述“兼爱”时说“有疏而无绝，有后而无遗”，即有亲疏的差别，但没有被拒绝的；有先后的差别，但没有被遗忘的。可见■巢子保存了墨家“兼爱”说的原貌，是“纯笃无疵”的。因此认为，“爱无差等”的说法，大概是墨家“传述之末失”，加上后人的附会，才成为被攻击的把子，而它的本意并非如此。孙诒让《墨子闲诂》下册，第699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孙诒让之说，仅录以备考。

其次、“罕言利”与“交相利”的对立。儒、墨两家都提倡“义”，然而两家“义”的含义也各不相同。儒家往往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而墨家则认为“义”与“利”是合一的，而且还认为与“兼相爱”是密不可分的。“兼相爱”的具体表现在“交相利”。这与儒家的“义利”观是显然对立的。孔子不仅“罕言利”，《论语》卷九《子罕》。而且还在《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把重视“利”的称为“小人”。

第三、“天命”论与“非命”的对立。儒家认为人的长寿或短命，贫穷或是富贵，国家治乱与安危等等，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是不可改变的。即《论语•颜渊》所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墨家否定儒家的这种“天命论”，而主张“非命”，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奋发图强，“不敢怠倦”。《墨子》卷九《非命上》。

第四、不重鬼神与“明鬼”的对立。墨家虽然主张非命，却又不是无神论者。墨家相信鬼神，主张“明鬼”。这与不重鬼神的儒家也是对立的。孔子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鬼神，但是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又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并“不语怪、力、乱、神”。因此，他确实怀疑鬼神的存在，至少也是不重视鬼神的。

第五、“厚葬”与“节葬”的对立。儒家从贵贱有别出发而重视礼仪。特别是古代“厚葬”、“久丧”的礼仪，为儒家所维护和提倡。据《庄子•天下》说，古代的葬礼，“天子棺■七重，诸候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而丧礼据《礼记•曾子问》记载，是实行“三年之丧”；墨家则反对“厚葬”、“久丧”，而主张“节葬”、短丧。其出发点是节约社会财富。因“厚葬”、“久丧”会造成“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的后果；墨子制定的埋葬的办法是仅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穿两件衣服就可以了。送葬时仅“哭往哭来”，不过分悲伤。埋葬之后，照常从事劳动。总之，墨家主张不因丧葬而影响物质财富的生产。

第六、重乐与“非乐”的对立。儒家不仅重礼，而且重乐，孔子教授弟子的“六艺”之中就包括了“乐”。“乐”与“礼”是相辅相成的，对于维护等级制度，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音乐也是—种在精神上抒发感情的活动与享受，但也应该有所节制。不仅贵族享受，还要像孟子主张的那样“与民同乐”；《孟子》卷二《梁惠王下》。而墨家主张“非乐”，反对音乐享受。他认为享受音乐要花费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影响从事国家的管理和参与生产劳动。因此他得出结论：要想“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就必须要禁止音乐。《墨子》卷八《非乐上》。

第七、“正名”与“取实与名”的对立。在名实观上，儒墨两家也是对立的。儒家主张“正名”，是要按照周礼的等级名分来匡正当时实际上已经变化了的“名”、“实”关系，其着重点是“名”，而不是“实”；墨家则相反，主张“取实为名”，其着重点是“实”，而不是“名”。

2儒墨显学之争原因与实质

儒墨显学之争主要表现在以上七个方面。为什么两家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形成对立呢?就其根本原因来说，是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立场不同。儒家是站在维护统治者的立场，显得保守，而为了适应社会的变化，他们也主张改良。即使是改良，也还是从维护统治者利益出发的，这与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墨家显然是格格不入。“兼爱”反映的是小生产者的要求平等的美好愿望。而儒家的“爱人”则是为建立新的等级制度而服务的，因此明确爱有差等与亲疏厚薄。儒家从统治者的长远利益出发，注重伦理道德。在“义”、“利”关系上，强调“义”，甚至把“义”、“利”相对立。而墨家则多注意切身的物质利益，把“利”作为“义”的具体体现。儒家的“天命”论，显然是维护统治者统治地位，以欺骗民众。而墨家的“非命”与强调“力”与“强”的主张，则是揭露这种欺骗。而墨家“天志”，与儒家的“天命”，完全不同，它是墨家自身善良人格的理想化。同样，墨家“明鬼”的主张也是如此，它表现出小生产者的软弱性，他们一方面否定命运，但另一方面却把希望寄托于天与鬼神。这只能是自己欺骗自己。因此，不仅达不到目的，而且往往被统治者所利用，使这种主张起着麻痹人民斗志的消极作用。

而儒家不重鬼神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积极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虽然不断改朝换代，但传统文化总是以儒家为主体。虽然道教、佛教、天主教等宗教也在流行，但是宗教在政治生活中未能完全居于主导地位，形成与西欧中世纪政教合一迥然不同的特点。这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

而墨家的“节葬”、“节用”以反对儒家的“厚葬”、“久丧”，其实质是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来反对宗法制度与等级制度。儒墨两家在“名实”观上的对立，则是从“名”、“实”关系的角度，反映了两家的相反的政治态度。儒家重视音乐，虽然有维护等级制度的作用，但是音乐的作用并非如此而已，它还有反映民间疾苦和政治好坏以及鼓舞士气等作用。因此，音乐在传统文化中是不可缺少的。而墨家的“非乐”主张，则反映了小生产者的狭隘性。

当然，儒、墨对于所依据的思想资料的理解不同，也是造成两者对立的重要原因。《淮南子》记载：“孔子、墨翟皆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可见，儒墨两家都继承了古代的传统文化，对“六艺”即“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都能精通。但是，他们对“六经”的理解则各不相同，而他们所引用的着重点更是差别很大，从而形成各执一端，彼此争论不休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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