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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国中期的形势 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这是一个兼并战争频繁和社会大变革的时代,经过魏、赵、韩“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之后,出现的秦、魏、赵、韩、齐、楚、燕七雄并立已成定局,在洙水、泗水流域还有宋、鲁、卫、邹、滕等小国,南方还有越、巴、蜀等国。周“天子”早已名存实亡,微不足道。继魏文侯战国初期的变法改革之后,战国中期是一个各诸侯国变法改革的高潮时期。齐威王任用邹忌为相,田忌为将军,孙膑为军师,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改革,实力逐渐超过了魏国,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也实行改革,使韩国一度强大,但其变法并不彻底,因此实力不如魏、赵。赵国早在赵简子时就改革田制,到战国中后期赵武灵王又“胡服骑射”,改革军制,使实力逐渐强于齐国,足以和秦国抗衡。秦国在秦孝公时重用商鞅进行变法,他“奖励耕织”,“废井田,开阡陌”,“黜宗室”、奖励军功,又推行县制,统一度、量、衡等,其改革比较彻底。商鞅虽然被杀害,但变法仍然在秦国推行。因此秦在七雄中实力最强。地处北方的燕国在燕昭王时期,为报齐宣王伐燕之仇,尊贤礼士,筑黄金台以招揽天下人才,任用郭隗、乐毅等人,使燕国一度强大,打败了齐国。然而燕国改革也不彻底。实力远不如秦国。南方的楚是个大国,但是在吴起变法失败之后,一直没有起色,难以与秦国匹敌。 战国中期的生产有相当发展,从《孟子》一书所记载而论,有“以铁耕乎?”,这反映了当时农民已经使用铁农具进行生产了。还有“深耕易耨”之说,反映了生产技术比从前有大的改进。又有“百亩之粪”说,可见当时对农作物施肥的办法已经比较普遍。休耕轮作的办法也相应出现了。随着农业发展的需要,水利事业也有了进步,西门豹渠、郑国渠、都江偃等水利工程相继兴建。而水利灌溉系统的兴建,又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农业的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显著的提高。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独立的的手工业者比战国初期更多了。郭纵、猗顿等就是因经营手工业而“富与王者同”的;在农村“男耕女织”的现象相当普遍;手工业技术也大有提高。与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相适应的商业也向前发展了。大商人白圭等谋取暴利成为巨万富翁;商人垄断市场的现象在《孟子》中已有记载。由于商业的发展,城市便大量兴起。临淄、大梁、邯郸和咸阳都是当时的大都市。而城市的繁华也是空前的。由于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使战国初期早已出现的金属货币数量有所增加。 在文化思想方面,战国中期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极盛朝代,继以鲁为中心的儒墨显学之争之后,到战国中期,一度出现了儒、墨、杨(朱)三家鼎立的局面。墨家讲“兼爱”,杨朱则主张“为我”,他们都直接严重威胁着儒家,因此孟子以儒家大师自居,起来抨击杨墨,指出他们的学说是“无父”、“无君”,捍卫儒家的传统学说。另一方面继魏文侯礼贤,以孔子的弟子子夏为中心而形成的西河之学之后,齐威王在齐国都城临淄的西城外建立了稷下学宫,招揽天下文人学士聚集其中,著书立说,议论朝政,形成了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高潮。孟子在稷下学宫是儒家的代表人物。 战国中期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方面与战国初期相比较,都有进步和发展。但是战国中期战争十分频繁,给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他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在《孟子》一书中有相当多的记载。如梁惠王说,他即位以来,东面败于齐、太子申遇难,西面被秦国夺去七百里的西河之地,南面又屈辱于楚国,可见战争之经久不息,而齐宣王则想通过战争“开辟疆土,使秦楚这样的大国来朝贡,由自己作天下的盟主,从而安抚四周的少数民族”。(《梁惠王上·第七章》:“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频繁的战争加重了民众的负担,而且耽误农时,影响农业生产。更为触目惊心的是“杀人盈野”、“杀人盈城”的悲惨景象。 一方面是连绵不断的战争,民众挣扎在死亡线上;另一方面是统治者享乐腐化,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正如孟子所说,当时的人们“上不够赡养父母,下不够抚养妻儿。丰收之年也过着艰难困苦的日子,遇上荒年就难免于死亡了”。(《梁惠王上·第七章》:“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而统治者却是“仓库里装满了粮食,库房里放满了钱财和珠宝”。一方面是“民众面有饥色,野外到处是饿死者的尸体”;而另一方面却是“厨房里放着膘肥美味的肉,牲口圈里养着健壮的马”。然而统治者对民众的苦难视而不见,不闻不问,因此孟子说:“统一天下的贤德君主不出现,在历史上没有比这更长久的了;民众受暴虐政治的折磨,没有比这时更厉害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民众与统治者的矛盾就激化了。《孟子》记载,有一次邹与鲁作战,邹国的官吏牺牲了三十三人。但是,民众却不去援救他们的长官。()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民众对于长官的愤懑情绪。民众的逃亡也表现出对统治者的不满,《孟子》上记载,梁惠王对此事就很伤脑筋。在《荀子·不苟》和《韩非子·喻老》还记载了盗跖和庄峤反对统治者的故事。 孟子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他的“仁政”思想的形成,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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