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青少年时代

1. 姓氏与世系

孟子，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与汉代人赵歧《孟子题辞》记载，姓孟名轲，字则没听说过，有人说字子车，或说字子居、子舆，恐怕都是附会之论。

《孟子题辞》说：“孟子，鲁公族孟孙之后”。即孟子是鲁国公室孟孙氏的后裔。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春秋时期鲁国国君鲁桓公的长子为鲁庄公，次子叫庆父，三子叔牙，四子叫季友。鲁庄公年老病重，考虑到自己的夫人哀姜没有生子，想让其爱妾孟氏所生的儿子斑继承君位，临死前与三弟叔牙商议。叔牙主张由庆父继任国君，庄公没有同意，便又和四弟季友商量，季友支持立斑为国君，庄公告诉他叔牙想立庆父，叫他想个解决的办法。于是季友便宣称根据庄公的命令，用毒药害死了叔牙，并立叔牙的后人为叔孙氏。庄公死后，季友立斑继任鲁国国君。庆父非常不满，于是与庄公夫人哀姜密谋，使人杀斑，立哀姜妹妹所生、当时只有八岁的开为鲁闵公。鲁闵公三年（公元前660年）庆父又与哀姜策划，杀害了鲁闵公，要自立为君，引起了鲁人强烈的反对，纷纷要杀死庆父，庆父吓得逃到莒国（今山东莒县）。这时季友从陈国把鲁闵公的庶兄子申 （灌改为“言”旁）送回鲁国立为鲁僖公。同时季友又重金贿赂莒人，请莒人把庆父送回鲁国，并逼其自杀。鲁国内乱之后，又立季友的后代为季孙氏，立庆父的后代为仲孙氏。据清人焦循《孟子正义》：孟孙氏即仲孙氏。

鲁桓公的后代分立为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就是史书上说的“三桓”。这三家贵族长期以来，以世卿的身份，控制了鲁国的实权。关于孟孙氏的世系，据《孟子正义》说：“庆父生公孙敖，即孟穆伯，穆伯生文伯惠叔，文伯生仲孙蔑，即孟献子；献子生仲孙速，即孟庄子，庄子生孺子秩，秩生仲孙豸矍，即孟僖子；僖子生仲孙何忌，即孟懿子；懿子生孟孺子洩，即孟武伯；武伯生仲生捷，即孟敬子”。但是以后的世系仍不可详考。

孟子是孟孙氏的后裔。赵歧说：“三桓子孙，即以衰微，分适他国”，即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的后代，后来（鲁哀公之后）衰落了，分别到了其他国家。孟子的祖先何时到邹国，已很难查考。总之，早在孟子之前的好几代家庭已经破落了。到孟子之时，家境贫寒，与春秋后期的孟孙氏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2. 籍贯

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与赵歧《孟子题辞》都说“孟轲，邹人也”。即孟子的籍贯为邹国（今山东省邹县）人。但是孟子的籍贯历来都有争论。归纳起来有四种意见：①孟子是邹人；②孟子是鲁人；③孟子是鲁国邹人；④孟子是鲁国鄹邑人。而以第一种意见为正确，现大略说明如下：

①孟子不是鲁国人。读《孟子》可以知道孟子到鲁仅有两次，而且在鲁的时间不长。一次是鲁平公时，孟子的学生乐正子为政，因乐正子的推荐，鲁平公打算见孟子，并要重用之。但是在鲁平公身边被宠爱的人臧仓对鲁平公说孟子的坏话，阻止其见孟子。因此孟子未能遇鲁平公。另一次是孟子为齐客卿时，母亲死了，“自齐葬于鲁”。这是因为孟子是鲁孟孙氏的后代，所以要“反葬”于鲁，在鲁守丧三年之后，又回到齐国。

孟子“自齐葬于鲁”，往往作为孟子是鲁人的证据，但是正如阎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说，孟子是孟孙氏的后代，则祖墓自然应当在鲁国，但孟子已几代居邹，因此，不能因“反葬”一事作为孟子籍贯为鲁人的根据。

孟子在鲁未能见到鲁平公，更难以得出孟子是鲁人的结论。孟子因未能见到鲁平公，发出了“不能遇见鲁侯，是天意啊”（《 梁惠王下·第十六章》：“吾之不遇鲁侯，天也。” ）的感叹。对鲁平公，是我与鲁侯对举，可见并非本国之臣的口气。由以上看来，孟子不是鲁人是十分清楚的。

②孟子不是鲁国邹人。司马贞《史记索隐》说：“邹，鲁地名”。今人也据此而主张孟子是鲁国邹人。要弄清楚这一问题，应当回顾一下邹国的历史。邹国历史悠久，周武王封其苗裔侠为附庸，居邾。为曹姓。邾又作邹，或作邾娄。三者相通，以邹为正，并非战国孟子时才改邾为邹。在春秋时邹国“赋六百乘”，到战国时邹列为泗上十二诸侯之首。可见邹一直是与鲁并立的小国。在《孟子》一书中邹与鲁是两国，记载明确，不容混淆。如《梁惠王下》第十二章“邹与鲁哄”，即邹国与鲁国交战。若邹为鲁邑，《孟子》就不能这样记载。邹建国后从春秋到战国，与鲁的关系就不好，在孟子之时，邹与鲁交战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到孟子之时，邹并没有被鲁并吞。邹被鲁所并是汉代的事。汉代人许慎的《说文》已说：“邹，鲁县”。《邹县志》也明言：邹在“（汉）改隶鲁国”。因此，不能用这来说明战国中期孟子生活时代的情形。

③孟子不是鲁国鄹邑人。孔子出生于昌平乡陬邑的“陬”字即“鄹”。但是与孟子出生邹国的“邹”不能相通。将鄹与邹相混淆始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和唐陆德明的《春秋序释文》。他们把孔子与孟子的出生地搞混淆了，认为“孟子鄹邑人”，即孔孟都出生于鄹邑。其实孔子才是鲁国鄹邑人，而孟子是邹国人，邹与鄹虽然相距不远，《左传》记载“鲁敲梆子之声，邹国可以听到”。（）但二者绝不是一回事。《孟子·尽心下》记载孟子“近圣人之居”，即距孔子居住的地方很近，但并没有说孟子生于孔子出生的地方。因此说孟子是鲁国鄹邑人是不能成立的。

④孟子是邹人，即邹国人。司马迁和赵歧都说“孟子，邹人也”。他们都是汉代人，离孟子的时代不远，其说当是可信的。从《孟子》七篇中，我们也可以找到大量的证据。从孟子一生的活动来看，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邹度过的。他学成以后，授徒讲学，直到他四十岁左右出游齐之前也都住在邹。而他游说各国，亦以邹为来回往返的基地。可见孟子的故里确在邹国。总之孟子的籍贯已不是鲁人、不是鲁国邹人，也不是鄹邑人，而是邹人，即邹国人。

3. 孟父激公宜与孟母仉氏

关于孟子的生年，传统的说法是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焦循《孟子正义》、狄子奇《孟子编年》等书均从此说。但是，怀疑者亦不乏其人。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孟子生年考》辩之甚详，其《诸子生卒年世先后一览表》列孟子约生于公元前 390年，死于公元前305年。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也采用此说。据《孟子》一书看孟子的活动年代，与此说甚相符合，故从之，而不在生卒年问题上作过多的考证。

关于孟子的父母，由于文献缺乏，我们知道得并不多。赵歧《孟子题辞》说：“孟子生下来天资很好，但是早年父亲就去世了。幼年时受慈母‘三迁之教’”。据《春秋演孔图》、明代人陈镐撰《阙里志》等书记载，孟子的父亲名激，字公宜。又据孟氏《三迁志》说：“孟子三岁而父激卒，母仉（音掌）氏有贤德”。这是说孟子三岁时父亲激公宜就死了，仉氏是位有贤德的母亲。

清代人周广业《孟子出处时地考》说：孟子先料理父亲的丧事俭约，而后操办母亲的丧事却很奢侈。先后的时间虽然没有说得很肯定，但是，士有父母之丧用三鼎，卿大夫有父母之丧则用五鼎。以此推论，先后相隔的时间必然不会长久。孟子以三鼎之丧礼葬父，是在孟子为士之时，已很清楚，这时孟子大约四十岁。大概是孟父激公宜并未早死，而“孟母三迁”等事是激公宜出游在外，慈母代替严父的责任而已。

上述周广业之说也很有道理，但是很难确考，可保留以备一说。

孟母仉氏为了把孟子培养成材，从小就注意对孟子进行教育。据孟子故里的人传说，孟子出生在今山东邹县城北马鞍山的凫（音浮）村，汉代刘向《烈女传·母仪篇》记载：孟子家住在墓地旁边。幼年的孟子就在墓地里学着大人们送葬哭丧的样子，玩着抬棺材，挖坑埋死人的游戏，甚至模仿那些悲伤的嚎哭。孟母见到孟子如此情景，说：“这不是我教育儿子的好地方”。于是，她便迁居到一处热闹的集市旁边。（据孟子故里的人传说，即今之廟户营村）这个地方是商人进行贸易的场所，于是孟子又学着商人叫卖货物，讨价还价，欺行霸市，以哄骗别人钱财的样子。孟子善于仿效，学那狡诈的商人的丑态真是惟妙惟肖。孟母见了这般模样，心里十分生气，说：“这不是我教育儿子的好地方”。于是她又一次搬家，迁居在一所学校旁边。（据传说，即是邹县城南门外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讲学的地方）孟子看见学校教习礼乐，他也玩起了祭祀的游戏；用土块、石头代替祭祀时盛放祭品的礼器俎、豆，时而作揖、时而磕头礼拜。孟母看见孟子学习礼仪的模样，觉得十分可爱。她说：“这真是教育儿子的好地方。”于是就定居于此地。等孟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就将他送到那所学校去学习《六艺》，也就是习礼、学音乐、射箭、驾车、写字、算术和学习《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典籍。孟子终于成为有名的大儒。这就是孟母三迁之教的故事。

孟母是一位古代懂得一些心理学知识的妇女。春秋末期战国初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墨子，看见染素丝的情景，颇有感慨地说：“将素丝放在青颜色染缸里就染成青颜色的丝，放在黄颜色的染缸里就染成黄颜色丝……因此要染成什么颜色，不可以不慎重啊！”（）孟母是很明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的，所以她为了使孩子有一个良好的环境，以便培养教育其成长，不惜三迁所居之地。

孟子进学校读书以后，起初还能努力学习，但是缺乏持之以恒的精神，对读书厌烦了，就逃学，跑到外面与孩子们一块玩去了。因此应该背诵的课文不能顺畅背诵。据《韩诗外传》等书记载：有一次孟母要孟子背诵一段课文，孟子背诵一半就停止了。过了好一会儿才继续往下背诵。孟母很生气，这时她正坐在织布机前织布，便拿起剪刀将织布机上的经线上全都剪断了，以此警戒孟子。孟子看见母亲如此动作，一下惊呆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便问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孟母才向儿子说：“织布是靠经线和纬线一丝一线织起来的，现在把经线全剪断了，就没法织成布了。读书求学也和织布一样，要不断积累知识，才能成学问渊博的人。如果中途逃学，不求上进，就象剪断经线，再无法织成布一样，是不可能成为有用人才的。我希望你努力读书，将来成为国家栋梁之材，而今你却逃学……”说着孟母伤心地哭了起来。孟子听了母亲这番话，幼小的心灵很受感动，从此他再也不逃学了，在学校认真听老师讲课，放学回家还温习功课，成为乡里一名优秀学生。这就是孟母“断机教子”的故事。

在《韩诗外传》卷九还记载，在孟子少年之时，东边邻居家杀猪。孟子问母亲说：“东边邻居家为什么杀猪呢？”孟母随口说：“想给你肉吃。”孟母的话刚出口，就后悔不该这么说。她私自考虑：“我自从怀妊孟轲以来，座蓆不正不坐，吃东西切的不正不吃，这是为了对孩子进行胎教！现在孩子有点懂事了，要是哄骗他，是教他不诚实啊！”于是去东边邻居家买来猪肉，做好之后给孟子吃了，以表不是哄骗孩子。

孟母就是这样注意教育孟子，不仅重视言传，而且注意身教。孟母还教育孟子应该严于律已，宽以待人。《韩诗外传》卷九还记载了如下一个故事：

孟子的妻子独自在自己的卧室中，做出随便而傲慢的样子，孟子突然撞进卧室，看见妻子如此光景，便对孟母说：“你儿媳妇无礼，请把她休回娘家去。”孟母说：“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因为她随便而且傲慢。”孟母说：“你如何知道呢？”孟子说：“我刚才在卧室里亲眼看见的。”孟母说：“这就是你无礼了，而并不是儿媳妇无礼。《礼》书上不是说：‘将进门时先要问谁在里面；将上堂屋，要先打招呼；将进入卧室门，眼睛要往下看。’意思是要使人有所准备。而今你去她的卧室，进门没有打招呼，她不知你来，没有准备，所以才看见她随便而傲慢的样子。这当然是你先失礼，而并非她无礼。“于是孟子自己责备自己，不敢再说赶媳妇回娘家的话了。

孟子由于有母亲如此严格要求和良好的教育，为他成为儒家大师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孟母确实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母亲。

4. 师承子思之门人

关于孟子的师承问题，历来都有争论。大致有三种说法：第一、孟子师承子思的门人，即是子思的再传弟子。这种意见以司马迁为代表。见于他的《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第二、孟子是子思的儿子子上的弟子，最早见于《孟子外书·性善辩》。第三、孟子是子思的弟子，最早见于汉代人刘向《烈女传》。现大略介绍如下：

第二种说法，因为东汉赵歧注《孟子》，不注《孟子外书》四篇，并认为它不是《孟子》的真本。后人多认为是伪书，因此主张者甚少。主张第三种意见的人较多。但是从《孟子》一书来看，第一种意见更符合其原意。

《孟子》记载，孟子自述师承时说他未能成为孔子的弟子，但他“私淑诸人”，即间接闻孔子之道于人，而以此身体力行的。有人认为孟子此话中的“人”是指“子思之徒”。孟子若是直接师承子思，而子思是孔子之孙，就不会说“私淑诸人”，当明说师承子思。说“私淑诸人”，是他的老师并不是什么特别知名的人物。司马迁只说“子思之门人”，已经弄不清楚孟子直接的老师是谁了。也有人认为孟子与孔子一样“无常师”，即有好多老师，因此才说“私淑诸人”。

说孟子直接师承子思，为什么不对呢？这是因为孟子与子思并不同时。《孟子》记载鲁穆公尊礼子思，可见子思是鲁穆公时人。据《史记·鲁世家》说，孔子死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 479年），此后六十九年才到鲁穆公元年（公元前410年）。而据《史记·孔子世家》、清代人毛奇龄《四书謄言》等书记载，孔子的儿子孔鲤五十岁就死了，以后三年孔子才去世。假如子思生于他父亲孔鲤死的那年（公元前 483年），子思到六十二岁时去世（即死于公元前421年），则距鲁穆公元年（公元前 410年）还差十一年。这么算来子思与鲁穆公不同时，与《孟子》所记载相矛盾，因此有人怀疑《史记》说子思仅六十二岁有误，应该是八十二岁才对。这样一来，子思死之年当是公元前 402年，与鲁穆公相处的时间就有十年之久了。

孟子活动于鲁平公时代，这在《孟子》一书里有明确记载。由鲁平公元年往上推，到鲁穆公死之年，其间相距六十年之久。穆公在位三十三年，则距鲁穆公元年为九十三年。鲁穆公即位后近十年尊礼子思，这时子思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如何能再活八十来年到孟子活动的鲁平公时期呢？若按孟子生于公元前 390年计算，则距子思死之年（前402年）相差十二年；若按传统的说法，孟子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 372年）说算则距子思死之年相差三十年。因此，孟子不能直接受业于子思是十分明显的。总之，《史记》说孟子师承“子思之门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子思的师承关系，也是个有分歧的问题。孔子去世的时候，子思还年幼，不能直接受业于孔子。子思的老师是谁？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曾子，一说是子游。传统的说法子思的老师为曾子。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十一章列专节《由孔门的曾子支派到思孟学派的发展》来详细论证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此说与《孟子》所反映的思想是相符合的。孟子的师承往上推为：子思之门人——子思——曾子——孔子。唐代人韩愈说“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这是说孟子之学为孔子儒学的正统。此话是有道理的。《孟子·公孙丑上》说孟子自述平生愿望的话：“乃所愿，则学孔子也”。这是自称是孔子的忠实信徒。还有一段孟子自白，对孔子的崇拜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说：“宰我说：我看老师远比尧、舜贤德得多。子贡说：看一个国家的礼制，就知它的政治，听一个国家的音乐，就能了解它的道德教化。即使是过百代之后去评论百代以来的君主，哪一个君主能违背孔子之道呢？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谁能比得上老师。有若说：难道仅仅人类才有高低的区别吗？麒麟对于一般的野兽，凤凰对于一般的小鸟，泰山对于一般的小山丘，河海对于一般的溪沟，何尝不算同类。圣人与一般的民众，也是同类，但是却远远超出其同类，大大高出其同类，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公孙丑上·第二章》：“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这里孟子用孔子的弟子宰我、子贡和有若三人对孔子的赞美和称颂，表达了他对孔子的崇敬之情。由此可见，孟子继承孔门的正宗是毫不奇怪的。

5. 在邹的教育活动

孟子在子思的门人那儿学习了儒家的经典《诗》、《书》、《易》、《礼》、《乐》、《春秋》。其中他特别长于《诗》、《书》。《孟子》一书中引《诗》共三十五处，引《书》共二十九处。可见他对《诗》、《书》特别熟悉，运用自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也说孟子与弟子著《孟子》一书，是“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也是强调了孟子的特长和继承孔子的宗传。

孟子在三十岁左右，已经在乡里是有一定声望的儒者了。他也和孔子那样，热心于教育事业。他把从事教育事业看作人生三大乐趣之一。他说：“君子有三种乐趣，其中并不包括称王于天下。父母都健在，兄弟没有灾祸，是第一种乐趣；抬头无愧于天，低头无愧于人，是第二种乐趣；能得到天下的优秀人才为己任并对他们进行培养教育，是第三种乐趣。”（《尽心上·二十章》：“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可见孟子以教育培养天下的优秀人才为己任，广收门徒，在家乡办起了学校。

孟子的弟子有乐正子、万章、公孙丑、公都子、屋庐连、陈臻、陈代、咸丘蒙、充虞、滕更、彭更、徐辟、孟仲子、桃应等。先后就学于孟子的弟子有数百人。其中乐正子为孟子最得意的门徒。而万章、公孙丑在《孟子》一书中与孟子的问答最多。

孟子在邹这段教育活动有十年左右，大约从他三十一岁时即周显王十年（公元前359年）算起，到周游列国之前，孟子约四十岁时，即周显王十九年、齐威王七年（公元前 350年）。这是孟子在教育事业上贡献最大的时期。在教育实践中，他一面教育学生，一面自己努力提高道德修养和教育水平，使之成为当时远近闻名的儒者。

刚刚从事教育事业的孟子，虽然年轻，但是很有志气。他以继承孔子的事业为己任，以天下为己任。《孟子·离娄下》记载孟子常常勉励自己：“舜是人，我也是人。舜能成为天下的榜样，名声传于后代，而我呢，仍然不免是个普通人。这才是很值得忧虑的啊！忧虑之后该怎么办呢？应尽力向舜学习，争取做到和舜一个样。”（《离娄下·二十八章》：“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因此孟子对自己要求很严。他认为教育者首先必须端正自己然后才能教育别人。据《孟子·离娄上》记载，孟子说：“自己的言论行为端正了，天下的人都会归向”。（《离娄上·四章》：“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在《孟子·滕文公下》中，他还说：“自己不正直的人，没有能使别人正直的”。（《滕文公下·一章》：“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因为他首先严格要求自己，所以他的教育事业得到蓬勃发展。

孟子从事教育事业，也和孔子那样，实行“有教无类”。他认为教育自古以来就是面向民众的。《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孟子说：“尧说，督促他们，纠正他们，帮助他们，使他们各得其所，然后又提醒他们警觉，并加以教育”。（“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春秋以前教育为贵族所专用，即“学在王官”，只有贵族的子弟才能进学校上学。到周平王东迁以后，这种局面才被打破，学术才下到民间。孔子等一批人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提倡“有教无类”，对来受教的学生，不分族类和国界，也不论其行业和出身。这样就大大扩大了教育面。孟子继承了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认为无论是谁，都可以接受教育，他在《孟子·告子上》比喻说：“假如得到滋养，没有不生长的农作物；而失掉滋养，则没有什么农作物不死亡的”。 (“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认为，品德高尚的人，学识渊博的人，理当教育培养德行不好、学识少的人。《孟子·离娄下》记载，孟子说：“道德品质很好的人教育培养那些道德品质差的人；有才能的人教育培养那些缺乏才能的人，所以人人都乐于有好的父亲和兄长。如果道德品质很好的人，不去教育培养那些缺乏才能的人；那么，所谓的好和不好，他们中间的距离相差就很小了，以至于不能用寸来量”。（“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对于犯过错误，有过恶劣行为的人，孟子也不抛弃。他说：“长得漂亮的西施，如果身上弄得很肮脏，人们从她身旁走过的时候，个个都会捂着鼻子；虽然是面容丑陋的人，若是他斋戒淋浴，照样可以祭祀上帝”。（《离娄下·二十五章》：“孟子曰：‘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齐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

由于孟子实行“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到邹来投师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学校办得十分兴旺。

孟子也和孔子那样对弟子“因材施教”。即根据弟子的不同情况，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教育。孟子在《孟子·告子下》认为“教育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在《孟子·尽心上》他说：“君子进行教育的方式方法有五种：有如像及时雨那样浇灌万物的，有成全其品德的，有培养才干的，有解答疑问的，有不直接来受教，而私自学习的”。（“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这五种方式，是根据弟子素质的不同、特长不同、年龄及所在地不同而分别选用的。素质很好，文化基础也相当好的弟子，这种人就须格外用心教导，要像给草木下一场及时雨那样，使之受益很快，提高很大；对素质比较好，可以在品德方面有突出成就的，就应抑制其过分的方面，而补助其欠缺的方面，以成全其品德；对特聪明而可以培养为很有才干的人，就该多指引方向，匡正错误，以成全其才干；对既不能在品德方面有较高的成就，又不能成为很有才干的人，可以解答他的疑问，以使他得到提高；对不同时的人，或居住地相隔太远的人，就只能以流风余韵为其私自学习了。在孟子看来还有一种教育的方法，即他在《孟子·告子下》所说：“我不屑于教诲他，这也是一种教育的方式”。（十六章：“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这是要启发对方思考，为什么会受到如此的对待，从而唤起悔过自新的猛醒。

在教育方法上，孟子主张对弟子实行高标准、严要求。他在《孟子·告子上》说：“羿教人射箭，总是把弓拉满。学射箭的人也一定力求拉满弓。高明的木匠教人做木工，一定依靠规矩，学木工的人也一定要依靠规矩”。（二十章：“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学者亦必志于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学儒学与学射箭、学木工，是一样的道理，老师不提出高标准的要求，就学不会，或者学走样。正因为如此，在《孟子·尽心上》记载，当弟子公孙丑对孟子之道感到高不可攀，要求降低标准时，孟子坚决不肯。他说：“有名的工匠并不因为拙劣的工人改变或废弃规矩，羿也不会因为缺少的射手，改变拉满弓的标准。”（四十一章：“公孙丑曰：‘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孟子以高标准要求弟子是让弟子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据《孟子·尽心下》记载，孟子说：“木匠和专门做车轮、车箱的人能够把如何制作的规矩准则传授给学徒，但是却不能使学徒一定有高明的技巧”。（五章：“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这是因为，要有高明的技巧，还必须要学徒去发挥自己的主观努力，不断地追求才能获得。孟子认为要获得高深的造诣，就要自己确有心得。他在《孟子·离娄下》说：“君子按照正确的方法以达到高深的造诣，就要求其确实自觉的有心得。自觉的有心得，就能牢固地掌握它而绝不动摇；牢固地掌握它，就能积蓄很深；积蓄很深，就能取用不尽，甚至左右逢源，所以君子必须要自觉的有心得”。（十四章：“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认为要获得真正的知识，就要求“专心致志”。他在《孟子·告子上》说：“好比是下棋，这本是小技术，若是不一心一意地学，是学不会的。弈秋是全国有名善于下棋的能手，他教两人下棋，其中一个人一心一意，只听弈秋讲授。另一个人，虽然听着，而心里却想着，有只天鹅快要飞来，该如何用弓箭去射它。这个人虽然和那人在一块儿学习，其成绩肯定不如人家。是因为聪明才智不如人家吗？当然不是的。”（九章：“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

孟子还认为才学要循序渐进，坚持不懈，不半途而废。《孟子·离娄下》记载了孟子与弟子徐辟有一段话反映了这方面的精神：

徐辟说：“孔子多次称赞水，说‘水啊！水啊！’他取于水的是什么呢？”

孟子说：“有源的泉水滚滚地流出，昼夜不停，将低洼地方灌满，才继续前进，直到大海。有本源的才能如此，孔子就是取这一点罢了。如果没有本源，像七、八、九月间雨水很多，所有的沟渠都满了；但它的干枯，却是站在旁边便可以看到的。所以名声超过实际的才能，君子认为是耻辱。”（《离娄下·十八章》：“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

这段话虽然不是直接讲教育的，而用流水“昼夜不停，将低洼地方灌满，才继续前进。”形象生动地说明了学习要循序渐进，坚持不懈，不半途而废。孟子在《尽心上》也讲到流水的这一特性，并用它来比喻“君子的有志于道，没有相当的成就，也就不能通达”。（二十四章：“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

孟子主张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只有坚持到底，才能有所收获。因此反对半途而废。他在《孟子·尽心上》说：“做任何一件事情，好比是挖井那样，挖到六丈多深了还不见泉水。若是停止不往下挖了，仍然是一个废井”。（二十九章：：“孟子曰：‘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孟子用打井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办任何事，当然也包括学习在内，不坚持到底就会半途而废，这是十分可惜的。同时他又反对一曝十寒的办法，他在《孟子·告子上》说：“虽有天下最容易生长的植物，将它晒一天而冻十天，没有能够生长发芽的”。（九章：“孟子曰：‘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但是孟子也不赞成急躁冒进，违背事物的发展规律。因此，他反对“拔苗助长”式的态度。孟子在《公孙丑上》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宋国有忧虑禾苗不长，而去将它拔高的人，他非常疲倦地回来对家里的人说：‘今天太累了，我去帮助禾苗生长了’。他的儿子赶快跑去看，地里的禾苗全都枯萎了”。于是孟子感叹说：“天下不拔苗助长的人是很少的，认为培养教育的工作没有益处而不去干的，是那些不锄草的懒汉，而违背规律去帮助禾苗生长的就是拔苗助长的人。这样去助长，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伤害它。”（二章：“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孟子在故乡邹国从事教育，名声越来越大，常有从外地来投师的弟子，孟子与外界的交往也多了起来。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他的政治主张、哲学思想、历史观等等都越来越趋于成熟；特别是他希望他的“仁政”主张为当时的诸侯所接受，以便成就统一天下的大业。因此孟子在他四十岁以后，便打算像孔子那样周游列国以推行他的“仁政”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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