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魏惠王晚年时到魏国

1. 魏惠王图谋振兴，尊礼贤才

孟子由滕国来到魏国，此时已经是魏惠王的晚年。魏惠王名罃，是魏武侯的儿子，魏国都城原在安邑，据《史记·魏世家》引《汲冢纪年》之说，魏惠王九年（公元前 362年）迁都到大梁（今开封），因此魏惠王也叫梁惠王。《孟子》一书对魏惠王都称梁惠王，可见孟子是在魏迁都大梁以后到魏国的，他见梁惠王是在新都大梁。据《竹书纪年》，魏惠王元年，为周烈王六年（公元前 370年）。孟子约生于周安王十二年（公元前390年），到魏惠王即位时孟子二十岁。看来孟子与魏惠王年纪相差不多。孟子来到大梁见梁惠王时，称孟子为“叟”（音搜，上声），即老人家、或老先生。据《说文解字》说，“七十曰老。”“叟”即是对七十岁老人的称呼。孟子到大梁在周慎靓王元年（公元前 320年），此时正好七十岁。从梁惠王对孟子称“叟”来看，孟子当比梁惠王年长。据《竹书纪年》可见，梁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后改元，称改元一年，改元后十七年才去世，即在位共五十多年。孟子到大梁时，是在梁惠王改元后十五年（公元前 320年），已经是梁惠王的晚年。第二年，梁惠王就去世了。因为《史记·六国表》关于魏惠王的纪年有错误，所以我们不采用。

魏惠王为什么到晚年还要振兴，“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即谦恭尊礼贤者，以优厚的待遇招徕人才呢？这就需回顾一下魏国的历史：

魏国是由春秋时期的晋国分裂出来的。而晋国的开国君主是唐叔虞，他是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的弟弟。周公灭唐，封叔虞于唐，那时仅是个小国，与戎狄少数民族共处。唐叔虞的儿子燮，迁都于晋（太原临晋水）为晋侯。到春秋时期，晋国的公室贵族，在内部斗争中力量大为削弱，而形成了一批非姬姓的新贵族。他们之间又相互兼并，最后剩下了魏、赵、韩三家卿大夫。在周贞定王十六年（公元前 453年），魏、赵、韩三家卿大夫灭掉智氏，瓜分了晋国公室的土地。这就是史书上说的“三家分晋”。到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４０３年），魏、赵、韩三家卿大夫被周天子和各国正式承认为诸侯，这就是魏、赵、韩三个诸侯国的来源。

在魏、赵、韩三个国中，魏国最强。战国初期，魏文侯在位的五十年中，在他周围有一大批有学问有才干的人，如李悝、吴起、乐羊、西门豹、翟璜、李克、魏成子、屈侯鲋、北门可等。他们都在魏文侯朝中任职。魏文侯还尊礼孔子的学生卜子夏（姓卜名商），还有当时有名儒者田子方、段干木。子夏学识渊博，是孔子文学类的高足。他熟悉礼节仪式，善于讲解古代典籍，据说：用章句形式注释《诗》、《书》、《礼》、《乐》等经典最早是从子夏开始的。他在继承和传播我国传统文化方面，是一位有功绩的人物。魏文侯让子夏在西河（今河南汤阴县，在魏国东部的黄河、济水之间，因为在齐、鲁、邹之西，所以称西河，而吴起任西河守的西河在今陕西大荔县以东地区，在魏国的西部。两者并不是一个地方）设学校从事教学，魏文侯亲自去听讲，当子夏的学生。李悝、田子方、段干木，甚至于墨子的弟子禽滑釐也是子夏的学生。还有《春秋公羊传》的作者公羊高和《春秋谷梁传》的作者谷梁赤也学于子夏。据《后汉书》李贤《注》说：子夏在西河设教，有弟子三百人。魏文侯以子夏学派为中心，建立起“西河之学”。同时任用李悝为相进行变法改革，在经济上实行“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在政治上反对世袭特权，建立新的官吏制度，按功劳大小授予爵位和俸禄，按才能大小授予职位，实行赏罚严明的制度。在法治上，他著《法经》，实行法治。又用吴起为西河守，将李悝变法改革推行于西河。吴起在军事上也实行改革，建立一支常备兵魏“武卒”，对开拓西部领土和巩固边防起了很大的作用。吴起不仅是位名将，而且在学术上也有重大贡献，他师承曾参的儿子曾申，后来也是西河之学的成员。他在鲁国春秋后期的史学家左丘明草创《左氏春秋》的基础上，进一步传授并编辑整理《左氏春秋》，使之成书。

由于魏文侯的尊贤，进行变法改革，因此使魏国很快富强起来，成为战国初期七雄中最强大的国家。

魏文侯去世以后，武侯即位，国力仍然强大，但是后来吴起因为遭受王错的陷害，被迫离开西河，投奔楚国，西河逐渐被秦国蚕食。

魏武侯去世，魏惠王（名罃）即位，其最初二十年，因为有魏文侯打下的良好基础，还能勉强维持中原霸主的地位，他在诸侯中第一个称王。但是，他受到来自东面齐国的强大威胁，齐威王任用邹忌、田忌、孙膑等进行变法改革，又创建稷下学宫，大量吸收各国的人才。因此齐国的实力逐渐强大。经过孙膑、田忌在桂陵之战与马陵之战，两次大败魏将庞涓，最后庞涓自杀，太子申被处死，使魏国的实力受到严重损失。中原霸主的地位被齐威王取而代之。在西面，受到秦国的威胁。秦孝公时，任用商鞅进行变法，使秦国原来十分落后的状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富强起来，到魏惠王改元后五年（公元前 330年），原来由吴起开拓的西部疆土西河，被迫献于秦。他还受到来自南方，楚国的威胁，据《竹书纪年》记载：魏惠王改元后十一年（公元前 324年）楚怀王任用柱国昭阳为将，攻打魏国，在襄陵（今河南睢阳县西）大破魏军，夺得八座城。此时魏国的国力与魏文侯时相比较，已经大不如以前了。因此魏惠王打算学习魏文侯尊贤礼士的榜样，重振旗鼓，复兴魏国，于是他才“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因此淳于髡、孟子等纷纷来到魏国都城大梁。孟子由滕到大梁时，已经是“后面跟随着车子几十辆，还有从者几百人（《滕文公下·四章》：“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其场面是十分壮观的。

孟子风尘仆仆来到大梁之后，马上就求见梁惠王，发表了关于义利之辩的一番议论。《孟子·梁惠王》第一章，即《孟子》一书的开头一章，就记载此事。因为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所以孟子把它作为开宗明义的首章：

孟子求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先生，你千里迢迢，不辞劳苦，来到大梁，将对我的国家有什么利益呢？”

孟子回答说：“大王，为什么要说利益呢？只要有仁义也就罢了。国王说：‘怎样才对我的国家有利益呢？’大夫说：‘怎样才对我的封地有利益呢？’士与民众也说：‘怎样才对我个人有利益呢？’这样，一个国家上上下下的人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很危险了。有一万辆兵车的天子之国，杀害天子的人，必然是有一千辆兵车的诸侯。有一千辆兵车的诸侯国，杀害国君的人，必然是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诸侯在天子的一万辆兵车中取得一千辆，大夫在诸侯的一千辆兵车中取得了一百辆，都有一定制度，还能算很多的。但是，如果按照首先讲求利益，然后才考虑是否符合道义，就会产生诸侯不把天子的一万辆兵车夺取到手，大夫不把诸侯的一千辆兵车夺取到手，就不满足的后果。因此，应该讲求仁义。没有仁德的人能抛弃他的亲属，也没有讲道义的人不尊敬他的国君的。君王只说仁、义就罢了，为什么要讲利益呢？”（《梁惠王》一章：“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这段议论中所说的“利益”，是与“仁义”相对而言的。他所说的“为什么要说利益呢？”也不是完全不要利益，而是要避免“上上下下的人互相争夺利益”，使国家处于危亡的境地。他认为“首先讲求利益，然后才考虑是否符合道义”，就会造成不夺取上级的权力就不满足，从而产生了儿子杀死父亲，臣下杀死君主的严重后果。因此孟子认为应该首先提倡“仁义”，然后才谈得上有真正的利益。由此看来，孟子反对的“利益”，只是私利，而并不是公利，即合仁德与道义的利益。孟子也并不一概反对功利。他在大梁时，回答弟子彭更之问，就明显反映了孟子这一思想。据《孟子·滕文公下》记载：

彭更问道：“后面跟随着数十辆车，还有从者几百人，人这个诸侯的客馆，吃到另一个诸侯的客馆，你这样做不会太过分了吗？”

孟子说：“如果不符合道义，就是人家的一筐饭也不可接受；如果符合道义，就像舜接受尧的天下，也不算过分。难道你以为过分了吗？”

彭更说：“不。我是说有知识的士，没有做事而白吃饭，这是不可以的。”

孟子说：“你要是不交换各种人的成果，用多余的弥补不够的，就会造成农夫有多余的粟米，女工有多余的布匹；你如互相交换各人成果，就使木匠、制车匠都能够通过交换得到吃的和穿的。假如这里有一个人，在家孝顺父母，出外尊敬兄长，严守古代圣王的道义，并用它来培养教育下一代的学者，这样的人要是还不能得到吃的；那么你为什么尊重木匠、制车匠而轻视讲求仁义的人士呢？”

彭更说：“木匠、制车匠，他们的动机在于求得吃的。有学问的君子要实行王道，难道其动机也在于求得吃的吗？”

孟子说：“你为什么要说动机呢？他对你有功劳，可以给他吃的，所以你才把吃的给了他。那么你是因为他有求吃的动机才给他吃的呢？还是因为他对你有功劳，才给他吃的呢？”

彭更说：“因为他有求吃的动机才给他吃的。”

孟子说：“假如有人在这儿打碎了房上的瓦，在墙上胡乱画，他的动机是为了求得吃的，那么你会给他吃的吗？”

彭更说：“不会给的。”

孟子说：“如此说来，你并不是因为他有求吃的动机，而是因为他对你有功劳才给他吃的。”（四章：“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曰：‘否，士无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仁义者哉！’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于此，毁瓦画墁，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从这段对话看，说明孟子不主张按动机给予报酬，而主张按功劳给予报酬。孟子认为，工匠制造器物，对于人有功劳，有利益，应该得到饭吃，而有知识有学问的士，讲究礼义，并且教育培养后辈学者，却不能得到饭吃，这样做是不公平的。怎么能够尊重工匠而轻视有知识有学问的士呢？孟子认为应该按功劳和利益而给以报酬，而不能按动机。如果动机好，而效果非常糟糕，是不能给予报酬的。

《孟子·尽心下》记载：孟子曾说：“财力富足的人，到荒年就不会因物资缺乏而窘困。（十章：“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可见孟子对“利益”的重要性是看得很清楚的。他并不一概反对功利，而只是像孔子一样主张“见利思义”，在追求功利的时候应该首先考虑到是否符合道义。孔子反对片面追求功利，在功利面前，他认为必须以道义来衡量是不是应该取，孔子在《论语·宪问》中借公明贾的话说：“符合道义之后再取得，人们就不会厌恶他的取得。（十三章：“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他在《论语·里仁》中又说：“片面追求个人私利，并以此作为行为的准则，就会产生很多怨恨。（十二章：“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因此，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干不符合道义的事而获得富贵，这对于我就好像浮云一样。（十六章：“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关于义与利的观点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孟子第一次见梁惠王，与他论义利的观点之后，有一次孟子与梁惠王在魏国的大苑囿中游览，孟子便趁机向梁惠王建议要与民众共同欢乐。《孟子·梁惠王上》记载：

孟子与梁惠王在苑囿相见，梁惠王站在大池塘边上，望着苑中众多的大雁、麋鹿等禽兽，心里很快乐，对孟子说：“贤德的人也享受这样的快乐吗？”

孟子回答说：“贤德的人才能享受这样的快乐，没有贤德的人虽然有这样的苑囿，也不能享受其快乐。《诗·大雅·灵台篇》说：‘开始建灵台，营建又营建，民众努力干，工程提前完。王说不着急，民众更努力。王在灵囿中，母鹿正安逸，母鹿光又肥，鸟儿羽毛洁，王在灵沼上，满池鱼跳跃。’这首诗写周文王用民众的劳力修建高台池沼而民众乐于干这活；将那高台称为灵台，将那沼称为灵沼，以里面有麋鹿、鱼鳖等多种动物为乐。因为古代的贤人与民众一起快乐，所以能够快乐。而像《尚书·汤誓》所说：‘太阳啊！你什么时候才消灭呢？我们愿意和你同归于尽。’民众都想和他同归于尽了，虽然有楼台池沼，飞鸟走兽，难道还能够独自快乐吗？”（二章：“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孟子和梁惠王已经有两次见面，但是还没有机会谈如何推行他的仁政主张，有一天梁惠王问道：如何才能使他的民众不逃亡？孟子便借题发挥，向他提出了实行仁政的主要方案。《孟子·梁惠王上》记载：

梁惠王说：“我对于治理国家，可以说是尽心竭力了。当河内（黄河北岸，今河南省济源县一带）遇到灾荒，我就把灾民迁移到河东（今山西省安邑县一带），并且把粮食运往河内。当河东遇灾荒，也按照这样的方法办理。考察邻近国家如何治国，也没有像我这样费心为民众着想的。但是邻近国家的民众没有减少，而我的民众也并没有增加。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回答说：“君王喜好战争，我就用战争来打个比喻。双方对阵，战鼓雷鸣，刀枪交接，这里有人脱下铠甲，拖着兵器，向后逃跑。有的跑了一百步然后停了下来，有的跑了五十步然后停了下来。如果那跑五十步的人，嘲笑跑一百步的人，你认为怎么样？”

梁惠王说：“不可以。因为都是逃跑，只不过没有跑到一百步罢了。”

孟子说：“君王如果知道这个道理，就不要希望你的民众多于邻国了。

我认为应该不耽误农夫播种、收获的季节，粮食就会吃不完；细密的鱼网不用来在大池沼中捕鱼，以保护鱼苗，鱼鳖也吃不完；用刀斧按时砍伐树木，木材就用不完。粮食与鱼鳖吃不完、木材用不完，这就使民众生养死葬没有遗憾了。生养死葬没有遗憾，就是仁政的开始了。

我再说具体的措施：给农夫五亩住宅、园圃的土地，其中栽种桑树，可以使五十岁的人穿上丝绸的衣服。再喂养鸡、猪、狗等家禽与牲畜，饲料和管理都很恰当和及时，可以使七十岁的老人都能吃到肉。给农夫一百亩田地，不要耽误了耕种、收获的季节，几个人的家庭就可以不受饥饿了。在此基础上，办好学校，进行教育，使民众懂得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这样就会使头发花白的老人受到尊敬，不至于让他们肩挑重担，奔走于道路上。七十岁的人能穿丝绸的衣服，而且有肉吃，民众不受饥饿和寒冷的威胁，这样还不称王于天下，是不可能的。而今的情况是，猪狗吃着人的饭食，富裕的人家还不知道节俭；路上饿死的人尸横遍野而不知开仓赈济。人死了，就说：‘这不是我造成的，而是因为年成不好。’这样干与用刀枪杀了人之后说：‘这人不是我杀死的，而是刀枪杀死的’没有任何区别。因此，君王不要归罪于年成不好，而该责备自己，改变行为，实行仁政。这样，天下的民众都会到你这里来了。”（三章：“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俭，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又有一次，梁惠王主动向孟子请教如何治理国家，孟子针对魏国的弊政，对梁惠王进行了激烈地批评。《孟子·梁惠王上》记载：

梁惠王对孟子说：“我很愿意得到你的指教。”

孟子回答说：“有的用棍棒与有的用大刀来杀人，有什么区别吗？”

梁惠王说：“没区别。”

孟子接着说：“有的用刀与有的用政治来杀人，有区别吗？”

梁惠王说：“没有区别。”

孟子说：“而今你的厨房里堆满了肥肉，马棚里养着肥壮的马，民众却是面有饥饿的颜色，野外有饿死者的尸体，这就是率领着野兽来吃人啊！野兽吃野兽，人看见了都很厌恶；而作为民众父母的国君，治理国家，却不能免于率领野兽来吃人的局面，怎么说得上是民众的父母呢？孔子说：‘最先用木偶来殉葬的人，他该断子绝孙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木偶很像人，而用它来殉葬的缘故。用像人的木偶来殉葬都不行，怎么能够使那民众饥饿而死呢？”（四章：“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孟子·梁惠王上》还记载了孟子与梁惠王一段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对话，孟子认为只要对民众实行仁政，就可无敌于天下：

梁惠王对孟子说：“魏国是当今天下最强大的国家，老先生是知道的。但是到了我在位的时候，东面被齐国打败，太子申牺牲了；西面败于秦国，丧失了七百里的西河之地；南面又屈辱于楚国，被侵占了八座城。我实在感到羞愧，很希望为死难者报仇雪恨，你认为该怎么办呢？”

孟子回答说：“方圆百里的小国，实行仁政，就可以称王于天下。君王如果能够对民众实行仁政，减免刑罚，减轻赋税，让民众精耕细作，早早锄草。年轻力壮的人空闲的时候，学习礼仪，懂得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忠于国家，守信于朋友，并用这些道德，在家侍奉父兄，在外尊敬上级。这样即便使用自己制造的木棒也能打败拥有坚固的盔甲和锐利刀枪的秦、楚的军队。

因为秦、楚常常不顾耕种收获的季节，征兵或大兴土木，造成民众的收获还不够奉养他们的父母。父母挨冻受饿，兄弟妻子失散。秦、楚的国君使民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君王去征伐他们，有谁敢于和你对抗呢？所以说：‘仁德的人无敌于天下。’君王请不要怀疑。”（五章：“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在这段对话中，孟子关于仁政的内容，特别强调了减免刑罚，减轻赋税。这两项内容在当时是十分得民心的。然而梁惠王一心盘算着为报仇雪恨而发动战争，对孟子劝他实行仁政，根本不加理睬。因此，孟子大失所望，认为梁惠王不仁，并对其所作所为进行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评。《孟子·尽心下》记载：

孟子说：“梁惠王多么不仁啊！仁德的人用他对所喜爱者的恩惠推及于他所不喜爱的人；不仁德的人用他施加给所不喜爱者的祸害，推及于他所喜爱的人。”

公孙丑问说：“老师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孟子回答说：“梁惠王为了争夺邻国土地的缘故，驱赶着他的民众去作战，被打得大败，民众抛尸于野，骨肉糜烂，无人收拾。他还要再打，恐怕兵力不够，不能取胜，所以驱使他所喜爱的子弟去以死相拼。这就叫做用他施加给所不喜爱者的祸害，推及于他所喜爱的人。”（一章：“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公孙丑曰：‘何谓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

从以上几次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可见，孟子多半是借题发挥，以宣传他的“仁政”主张。但是梁惠王对此并不感兴趣，根本就不接受。因此孟子想要借助于魏国来实现他的“仁政”主张的计划又落空了。

孟子在魏国期间的主要政治活动，是要说服梁惠王推行他的仁政主张。看来这一目的没有达到，他在魏国还有针对性地发表了一些政治评论。这主要是反对白圭的新税制和对纵横家公孙衍、张仪的评论，以及梁惠王死后孟子与新君梁襄王论天下“定于一”，即天下安定于统一及其对梁襄王的评论。现分别叙述如下：

反对白圭的新税制。白圭名丹，字圭。与商鞅、惠施、孟子为同时代人。曾任过魏相，曾筑堤治水，又善于生产。孟子按照传统税制，主张十分抽一的税率，而白圭却打算推行新的二十分抽一的税制，征求孟子的意见，孟子表示反对。《孟子·告子下》记载：

白圭问孟子道：“我打算实行二十分抽一的税率，你认为怎样？”

孟子回答说：“你这个办法是北方少数民族的貉国的办法。有一万户的国家，只有一个人制造陶器，这样可以吗？”

白圭说：“不可以，陶器会不够用的。”

孟子说：“貉国，地处北方，天气寒冷不生长五谷，只生长黍子（没有粘性的黄米）；他们过着游牧生活，没有城墙、宫殿、祖庙和祭祀的礼节，没有诸侯国之间互相交往的送礼与宴会的礼仪制度，也没有设置官吏和办理政务的衙门，所以二十分抽一的税率就足够用了。而今在中国，不要君臣父子之间等等伦常观念与相应的礼仪、不设置官吏和办理政务的衙门，这怎么能行呢？做陶器的工匠少了，还可能使国家搞不好，何况没有官吏呢？国家的税收制度，如果比尧舜时代的十分抽一的税率还少，就是大貉国与小貉国的办法；如果比尧舜时代的十分抽一的税率还多，就是暴君大桀与小桀的办法。”（十章：“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孟子·告子下》还记载了孟子批评白圭治水是以邻为壑。据《韩非子·喻老》说：“白圭治理水患，筑坚固的堤防、堵塞其洞穴，因此水不为害。”（）可见他是治理某个地区或只是魏国，而不是从中国的全局考虑，因而受到孟子的批评：

白圭说：“我治理水患比大禹更高明。”

孟子说：“你错了。大禹治理江水，按照水的本性进行疏导，所以他让水流入四海。而今你却把水排泄到邻国去，使邻国受害。把应该流向四海的水流入邻国，这就是水逆流，水逆流即是洚水，也就是洪水。对此，仁德的人是很厌恶的。你错了啊！”（十一章：“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

关于对纵横家公孙衍、张仪的评论。纵横家是战国中后期出现的。他们时而合纵，时而连横，因而称为纵横家。战国中后期，秦国的商鞅变法与齐威王的改革比较彻底，形成了齐、秦对峙，争相统一中国的局面，战国初期有霸主地位的魏国也不甘心示弱，小国弱国夹在大国中间，以求自保。于是便出现了合纵连横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以魏、赵、韩为主，北连燕，南连楚为纵，东连齐或西联秦为横，从大体上说，联合众多弱国以攻打一个强国为合纵，侍奉一个强国以攻打众弱国为连横。公孙衍、张仪、苏秦是纵横家的代表人物。《孟子》上没有提到苏秦，过去有人认为是此时苏秦已为齐所杀，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1973年底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证明张仪早于苏秦，而不是苏秦早于张仪，与《孟子》记载是一致的。公孙衍，姓公孙氏，名衍，号犀首。魏国阴晋（今华阴）人，曾在秦惠文君五年（公元前333年）任秦国的大良造。据《史记·张仪列传》说：

公孙衍与张仪不相容。张仪为了秦国的利益到魏国，魏王却用他为相。这对公孙衍不利，公孙衍因此派人对韩国的公叔说：“张仪已经使秦国和魏国联合了，联合的条件如张仪所说：‘魏国攻取南阳，秦国攻取三川’。魏王之所以重用张仪，是想得到韩国的土地。而且韩国的南阳已经被攻占，你怎么不将功劳归于公孙衍呢？这样秦国和魏国的联合就会停止，魏国就必然会谋图秦国，因而抛弃张仪，得到韩国的南阳而用公孙衍为相。”公叔听了之后以为可行，因而归功于公孙衍。于是，魏王果然任用公孙衍为相，张仪便离开了魏国。……张仪回秦国，又被任用为相，……张仪死了之后，公孙衍入秦当了相，曾经同时执掌五国的大印，约五国与秦相好，是连横的首领。”

由此可见，公孙衍时而合纵，时而连横，是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角色。

张仪是魏国人，秦惠王九年（公元前329年）入秦，代替公孙衍的大良造之职。以后又任秦相，迫使魏国献上郡十五县。他游说各国服从秦国。他向魏出主意说，要用秦、韩、魏三国的力量攻伐齐、楚两国。实际上是使魏国首先表示听从秦国，又使其他国也仿效魏国，这就是连横的政策。他怕齐、楚联合，于是又到楚国去用离间计：张仪答应若楚与齐国绝交，秦国就将商、于之地六百里送给楚国。楚怀王竟信以为真，派人到齐国去辱骂齐王，并与齐绝交。使齐国联合秦国来对付楚国。当楚怀王要张仪交出商、于六百里土地，这里张仪说：“我只答应奉献六里地给大王，不是六百里啊！”楚王大怒，发兵攻秦，被秦、齐联军打得大败。大将军屈丐被俘，秦国夺取了楚国的汉中等地。这就是张仪的为人。孟子对纵横家十分鄙视，说他们行的是“妾妇之道”。《孟子·滕文公下》记载：

学纵横之术的景春问孟子说：“公孙衍、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一发起脾气来诸侯都很恐惧，安静下来，天下没有战争也就太平无事了。”

孟子说：“这样的人怎么算得上大丈夫呢？你没有学过礼吗？二十岁的成年男子举行加冠礼的时候，父亲嘱咐他；姑娘出嫁的时候，母亲嘱咐她，送她到门口，告诫她说：‘到了你家，必须要恭敬，必须要警惕，不要违背你的丈夫！’用顺从作为处世原则的，这是卑贱的女人之道。而男子汉应该居住在天下最广大的住宅，即仁里，站立于天下最正确的位置，即礼上，走在天下最宽广平坦的大路，即义上，如果得意，就同民众一起顺着大路前进；如果不得意，就独自按原则办事。富贵不能淫乱我的心，贫贱不能改变我的志向，威武不能使我屈服，有此种品德的人，才叫做大丈夫。”（二章：“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关于对梁襄王论天下“定于一”及对梁襄王的评论。周慎靓王二年，梁惠王改元后十六年（公元前 319年），梁惠王死，他的儿子嗣继位，这就是梁襄王。孟子在魏，对梁惠王已经失去信心，新君即位，孟子对梁襄王又寄托了一线希望，因此他去见梁襄王，但是，见了梁襄王以后，又使他大失所望。据《孟子·梁惠王上》记载：

孟子求见梁襄王，会见以后出来对人谈起了对梁襄王的评论，“远处望去，他不像国君；走近他，也看不出有什么威严的样子。他突然问我说：‘天下要怎样才能安定？’

我回答说：‘天下安定于统一。’

他又问：‘谁能完成天下的统一呢？’

我回答说：‘不喜好杀人者能完成天下的统一。’

他又问：‘谁能跟随他实现天下的统一呢？’

我回答说：‘天下的人没有不跟随他的。君主知道禾苗生长的情况吗？七、八月（相当于农历五、六月）之间，要是天上老不下雨，地里的禾苗就干枯了。要是天上出现一阵乌云，随即下了一场大雨，禾苗得到了雨水的滋润，又猛然茂盛地生长起来了。要是这样，谁还能够抵挡得住呢？而今天下的各国君主，没有不爱好杀人的；如果有不爱好杀人的，天下的民众就都会伸着脖子盼望他哩！真要是这样，民众归顺于他，就会像奔腾直下的流水一样，有谁能够抵挡得住呢？’”（六章：“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试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孟子对梁襄王的评价甚低，认为他根本不像个国君的样子，这样的人不可能有所作为，因此他打算离开魏国。在正要离开魏国之时，孟子曾与魏人周霄论古代有知识有道德的人当官吗？据《战国策·魏策》记载：周霄与公孙衍、田需是同时代人，因此孟子在大梁能见到他。《孟子·滕文公下》记载：

周霄问孟子说：“古代有知识有道德的人当官吗？”

孟子回答说：“当官。《传记》说：‘孔子如果三个月没有国君任用他，就十分不安，离开一个国家而到另一个国家时，必定带着准备和国君初次见面的礼物。’贤德的公明仪曾说：‘古代的人，三个月没有国君任用，就要去表示安慰。’”

周霄说：“三个月没国君任用，就要去表示安慰，这样做不是过于急了吗？”

孟子说：“有知识的士要是失掉官位，就像诸侯失掉他的国家。《礼》说：‘诸侯亲自去耕种，以保证供给祭祀的祭品；夫人养蚕缫丝，以保证供祭祀用的衣服。作牺牲用的牛羊不肥壮，粮食不干净，祭祀的衣服没准备好，就不敢进行祭祀。只有士没有供给祭祀的田地，也就不进行祭祀。’作牺牲用的牛羊、祭祀用的器皿、衣服没准备好，不敢进行祭祀，也就不敢举行宴会，这样的情况还不应该去安慰他吗？”

周霄说：“离开一个国家而到另一个国家时，必定带着准备和国君初次见面的礼物，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有知识的士当官，就犹如农民耕种庄稼，农民难道因为要离开国界就抛弃他的农具吗？”

周霄说：“魏国也是可以当官的国家，我却没有听说过找官当这样急迫的。找官当这样急迫，像你这样德行的君子不轻易当官，又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男孩子一生下来，父母就愿意替他找妻室，女孩子一生下来，父母就愿为她找婆家。父母的这种心愿，人人都是有的。不等待父母同意，媒人说合，就私下钻洞钻门缝互相偷看，甚至爬过墙去私下相会，这样，父母与民众就都会轻视他。古代的人不是不想当官，而是厌恶不由正道而当官的人；不由正道而当官，与私下钻洞钻门缝偷看，是同样性质的。”（三章：“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洁，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惟士无田，则亦不祭。』牲杀、器血、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则不敢以宴；亦不足吊乎？’‘出疆必载质，何也？’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晋国亦仕国也，未尝闻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难仕，何也？’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踰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

孟子回答了周霄的问题之后，便率领弟子离开了魏国。孟子知道齐威王去世，齐威王的儿子齐宣王已经继位并复兴稷下之学的消息，因此他打算第二次到齐国，以便说服齐宣王实现他的仁政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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