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关于孔子生身问题辨析 *

关于孔子的生身问题，最近有一本研究孔子的专著，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考证。该书引司马迁记载：“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又引东汉经学家郑玄注《礼记·檀弓上》的话：“孔子之父陬叔梁纥，与颜氏女征在野合而生孔子”。据此肯定“孔子是个私生子”；又说：“所谓野合，只能是指这位少女（按：指孔子的母亲颜征在）在野外被老奴隶主叔梁纥强奸，迫使她怀孕而生下孔子”。

看来，这个问题争议的关键是对司马迁、郑玄所说：“野合”这个词如何解释。翻阅史籍，从春秋到汉代，“野合”主要有三种解释：

第一种，“野合”指野外，与男女之事无关。如《左传·定公十年》记载齐鲁在祝其会盟，齐侯宴请鲁公，孔子对梁邱据辞谢说：“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是弃礼也。”西晋杜预注：“牺象，酒器；牺尊，象尊也。嘉乐钟磬也”。唐孔颖达疏：“此言不出门，不野合者，谓享燕正礼，当设于宫内，不得违礼而行，妄作于野耳”（《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六）。这里的“野合”，是在野外宴享、奏乐的意思。又如《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大将军梁商给马续等人的书信中有“良骑野合，交锋接矢，决胜当时，戎狄之所长”的话。这里的“野合”，是指在野外作战。

第二种，手续不完备的婚姻叫“野合”。清人桂馥《札朴》卷二“野合”条说：“《史记》：梁公野合而生孔子。案：野合，言未得成礼于女氏之庙也”；并引《左传·昭公元年》的一个故事来作证。他说：“楚公子围娶于公孙段氏，郑行人请土单听命。楚太宰曰：‘围布几筵，告于庄、共之庙而来，若野赐之，是委君贶于草莽也。又使围蒙其先君’。杜注：‘告先君而来，不得成礼于女氏之庙，故以为欺先君’。馥谓土单在城外，除地行婚礼即野合”。显然，桂馥的解释是根据上举杜预注《左传》“野赐”而来的。意思是未能亲迎于女氏之宗庙，而在城外举行结婚仪式。这于古代婚礼来说，是缺少了一个手续，或者说手续不够完备。但与男女私通完全不是一回事，更与强奸毫无关系。

第三种，男女年龄相差很大的婚姻叫“野合”。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注“野合”二字，引《孔子家语》说，叔梁纥娶鲁国施氏为妻，生九女无子。又娶个妾，生子孟皮。因孟皮脚有病，叔梁纥晚年又向颜氏少女颜征在求婚，征在服从父亲之命，与叔梁纥结婚生了孔子。司马贞根据这条记载解释说，“野合”是指孔子的父亲年纪大，孔子的母亲年纪小，“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它是指年纪不相当的婚姻，不合于常人的礼仪。《史记索隐》又引《论语》“野哉由也”、“先进于礼乐，野人也”。认为这两处“野”字“皆言野者不合礼耳”。（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说：“男八月生齿，八岁毁齿，二八十六阳道通，八八六十四阳道绝。女七月生齿，七岁毁齿，二七十四阴道通，七七四十九阴道绝。婚姻过此者皆为野合”。颜征在与叔梁纥结婚时，叔梁纥已在六十四岁以上，而颜征在还年轻，因为岁数不相当，所以叫“野合”。又元代王恽的《玉堂嘉话》六和清代高士奇的《天禄识余》与张守节《史记正义》说略同。

综合第二、第三两种解释，可以说，凡未按古礼举行的婚姻都称之为“野合”。这样解释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我认为：第一，司马迁和郑玄都没有把“野合”解释为“强奸”之意。因为《史记·孔子世家》在“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之后，又记载“祷于尼丘，得孔子”。此说虽有些迷信色彩，但在当时是绝无“强奸”之意。《阙里文献考》说，孔子之名丘，就是由此而来的。朱活先生《孔子年表》也采用此说。

第二，古代人所说的“野合”，与强奸没有关系。司马迁十分敬重孔子，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如果他认为是羞耻的事，也许不会这样写。把“野合”解释为“男女苟合”，主要是现代人的说法。如 1936年编的《辞海》，在解释古代“野合”的含义之后说：“今亦称男女苟合曰野合”。新编的《辞源》也在解释了古代“野合”的含义之后说：“后亦称男女私通为野合”。 总之，古代的“野合”与现代的“野合”含义不同，不可混淆。新编《辞海》解释“野合”说：“旧指男女苟合。《史记·孔子世家》：（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这是缺乏根据的。其错误正是混淆了古今“野合”的不同含义。

那本研究孔子的专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否受了新编《辞海》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该书有一条注文说：“按《檀弓》关于孔子不知生父的记录，与《孔子世家》基本一致。《礼记》成书在《史记》略前，可见司马迁的记载不是无征之证”。这话并不确切。《礼记·檀弓上》仅言“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并没有说孔子不知生父。司马迁所说，“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当然有所本，而是否就是本于《礼记·檀弓上》这条记载，恐不一定。郑玄是东汉人，在司马迁之后，他所说的“孔子之父陬叔梁纥，与颜氏女征在野合而生孔子。征在耻焉，不告。”倒很可能是根据司马迁的话以意发挥，增加了“征在耻焉，不告”。这一“增加”就把“野合”的含义有可能接近了男女苟合的意思。也许那本研究孔子的专著的作者又在郑玄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才提出“所谓野合，只能是指这位少女在野外被老奴隶主叔梁纥强奸”的结论吧！我认为，这种用今人的观点来看待古人的事情的方法是不足取的。

其实春秋战国时代的两性关系以及女性的贞操观念，都与后代、特别是宋代以后大不一样。尽管儒家是主张男女有别的。孔子在鲁定公时“与闻国政三月”，其治绩就有“男女行者别于涂”（《史记·孔子世家》）之说。孟子亦曾主张“男女授受不亲”（《孟子·离娄上》）。但是，这种观念在当时并未为社会普遍接受，例如淳于髡就曾问难孟子，“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授之以手乎’？”（同上）即是说，要是你的嫂嫂掉进水里，用手拉她一下可不可以呢？这里，淳于髡的反对是很有意思的。《史记·滑稽列传》还记载淳于髡与齐威王有一段对话，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中男女相处的一些情况。他说，在饮酒时，“男女杂坐”，“握手无罪，目眙不禁”；女人也不拘束。饮酒而竟至于“前有堕珥，后有遗簪”。又说：“男女同席，履与交错，杯盘狼籍，堂上烛灭……”。可见，在战国时代男女之间的关系不如后来（特别是宋以后）的封建礼教那样拘束。

关于私生子的社会地位和妇女的婚姻自由问题，古代也不象宋以后那样严酷。在古代寡妇改嫁是名正言顺的。先秦古籍记载甚多，直到汉唐还是如此。例如，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在丈夫死了不久，便对刘秀说：“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要求改嫁宋弘。刘秀就把宋弘请来商量，并让湖阳公主坐在屏风后面听（《后汉书·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清人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卷三有“汉公主不讳私夫”条，讲到汉武帝的姐姐馆陶公主寡居，“宠董偃十余年”，后设法使董偃见汉武帝，汉武帝见到董偃十分高兴。又讲到汉武帝的女儿鄂邑盖公主“寡居”，“素私通丁外人”，竟然有人提出应封丁外人为侯。赵翼论断说：“其时宫延淫逸之习固已毫无忌讳”，“盖上行下效，势所必至也”。其实，这是应时的社会风气，作为封建文人赵翼当然不易正确理解，但我们现代人实在没有道理再用封建的血统论去指责孔子是私生子。

至于孔子说：“吾少也贱”，是因为孔子的祖先是贵族，但到他父亲时已大不如前。而且据《史记·孔子世家》：“丘生而叔梁纥死”；据《孔子家语》则（孔子）“生三岁而梁纥死”。孔子孤儿寡母，家境贫寒，所以说自己“贫且贱”，“多能鄙事”。他社会地位低下，并非因为是私生子。

一九八三年六月初稿，

一九八四年十月定稿。

*本文刊于《历史教学》1985年第六期。刊出时有即有本刊编者的按语： 本刊1994年10月收到孙开泰同志撰写的《关于孔子生身问题辨析》，在决定发排之后，见到《齐鲁学刊》 1985年第1期刊出刘奉光、骆承烈等同志谈同一问题的文章，比读之下，有所见相同者，亦有相异者，可以互为补充，现予刊出，并附说明。

——本刊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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