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孟子师承考

关于孟子的师承问题，有三种不同说法：第一，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第二，孟子是子思的儿子子上的弟子；第三，孟子是子思的弟子。

主张第一种意见的，以司马迁为代表，他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第二种说法，见于《孟子外书·性善辨》：“子思之子曰子上，轲尝学焉”。第三种意见，刘向首倡其说。他在《烈女传》中说，孟子“师事子思”。

第二种说法，因为东汉赵岐注《孟子》，不注《孟子外书》四篇，并在《孟子题辞》中说“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讬也。”后人多认为是伪书，所以主张此说者也为数甚少。杨荣国主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修定本第 50页说，孟柯“曾跟子思的儿子子上学习，由于这个关系，他自夸是‘得圣人之传’”（《孟子外书·性善辩》）。

主张第三种意见的人颇多。刘向之后，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孟子是“子思弟子”。而后，赵歧《孟子题辞》说，孟子“师孔子之孙子思”。于是，此说影响甚大。应劭（东汉）《风俗通·穷通篇》说：“孟子受业于子思”。托名孔鲋著的伪书《孔丛子》说，孟子“请见子思，子思见之，甚说其志，命子上侍坐焉”。司马贞（唐）《史记索隐》说，王劭（隋）以为司马迁说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的“人”字为衍字。认为孟子亲受业于子思。唐代韩愈、李翱都认为孟子学于子思。汪晫（宋）编的《子思子》，更载孟子问子思“牧民之道何先”？司马光《资治通鉴》也说：“孟子师子思”。近代康有为《〈孟子微〉序》说：“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显然是采用王劭的意见。

我认为第一种意见符合《孟子》一书的原意；第三种意见，从时间上看，不符合历史事实。

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私淑诸人”，正与“受业于子思之门人”相合。所以江永《群经补义》说：“孟子有‘予私淑诸人’，‘人’谓子思之徒”。孟子若直接受业于子思，而子思是孔丘之孙，孟子不会说“私淑诸人”，而当明言师子思。说“私淑诸人”，是他的老师并不是什么特别知名的人物。司马迁只说“子思之门人”，已经弄不清楚孟子直接的老师是谁了。由此看来，伪书《孟子外书》所说孟子师子思之子子上，更不知所据了。崔述：《孟子事实录》说：“孟子之学，恐不仅得于一人，殆如孔子之无常师者然，故但云‘私淑诸人’耳”。崔氏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

刘向、赵岐等人之说为什么不对呢？主张第一种意见的人，多考证了子思和孟子不同时。如（明）焦竑：《焦氏笔乘》卷三“孟子非受业子思”条说：

《史记》载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不察者遂以为亲受业于子思。非也。考之孔子二十生伯鱼，伯鱼先孔子五年卒，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子思实为丧主，四方来观礼焉。子思生年虽不可知，然孔子之卒，子思则既长矣。孟子以显王二十三年至魏，赧王元年去齐。其书论议（张仪）秦（苏秦），（按：应为公孙衍、张仪。见《孟子·滕文公下》）当是五年后事，距孔子之卒百七十余年，孟子即已耆艾，何得及子思之门，相为授受乎哉！《孔丛子》称孟子师子思，论牧民之道，盖依放之言，不足多信。（《粤雅堂丛书》第一集）

焦氏之说，考证虽不详，但大致合理。周广业《孟子出处时地考》引詹氏小辨《子思孟子考》云：

伯鱼先孔子五年卒，孔子卒，子思为丧主，知其时年已长矣。《孟子》书论及张仪、公孙衍，当是赧王五年辛亥以后事，自辛亥逆推至敬王壬戍，孔子卒百七十年，去伯鱼卒百七十四年，以百八九十年间所生人物，而谓其共处函丈（按：对师称函丈，犹云讲席也。即成为师生关系），何寿考至是？

或谓安王二十五年甲辰，子思言苟变于卫，而孟子魏惠王时已称叟，计其生近安王即位时，谓孟子亲受业，奚不可？

曰：安王甲辰，去伯鱼卒百有七年，孔子卒百有二年。可云子思尚存哉？孟子之少也，其母三迁而后知学，复为之断机。其娶也，见其妻踞而欲出之。其时吾不知其年，固知未从子思学也。过此，又可云子思尚存哉？且缪公立在威烈王十九年甲戍，而孟子书亟称缪公尊礼子思，时子思年已九十耄矣。居卫有齐寇，必少壮从仕时事，言苟变于卫，亦必在悼敬昭公时。

詹氏之说沿着焦竑的思路，补其不足，而考证略详。周广业在此基础上说：

“夫思孟生卒之年既不相植，而孟子称子思字者非一，又言昔者鲁缪公，其为追溯无疑。

这是说，子思的卒年和孟子的生年不相接，而孟子说鲁穆公尊礼子思是追述过去的事，不是孟子的亲身经历。因此，周广业认为，说孟子“学于子思，其实非也”。

毛奇龄（清）《四书賸言》考证较为详细。他说：

王草堂谓：“《史记》《世家》：子思年六十二。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伯鱼先孔子卒已三年，向使子思生于伯鱼所卒之所，亦止当在威烈王四年之间，乃孟子实生于烈王四年，其距子思卒时已相去五十年之久”。

又谓：“鲁缪公尊礼子思，然缪公即位在威烈王十九年，则《史记》所云子思年六十二者，或八十二之误。若孟子则断不能亲受业也”。

予（毛奇龄）祗以《孟子》本文计之，梁惠王三十年，齐虏太子申，则孟子游梁，自当在三十年之后。何则，以本文有“东败于齐，长子死焉”之语也。然孟子居梁，不及二三年而惠王卒，襄王已立。何则，以本文有见梁襄王之语也。乃实计其时也，梁惠王即位之年，距鲁缪公卒，亦不过四十零年，然而孟子已老。本文有“王曰叟”是也。则受业子思，或未可尽非者与。

按《史记·鲁世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七年，卒于有山氏。悼公立，三十七年卒。子元公立，二十一年卒。子显立，是为穆公。穆公立三十三年卒。自穆公元年上溯至孔子卒之年，当有六十八年。孔子未卒，子思也生。而孔子明言子思当穆公时，则子思之年不止六十二明矣。穆公子共公立，二十二年卒。子康公立，九年卒。子景公立，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为平公。平公年上溯穆公卒之年，当有六十年。再溯穆公初年，则九十年矣。则孟子不能亲受业于子思又明矣。草堂之说是也。

综合上述考证，择善而从，加以己见，也许能把问题说得清楚一些：

《孟子》记载鲁穆公尊礼子思（《公孙丑下》；《万章下》）则子思是鲁穆公时人。《史记·鲁世家》说，孔子死于鲁哀公 16年（即公元前479年）。其后11年鲁哀公死，经鲁悼公 37年，鲁元公21年，共69年才到鲁穆公元年（即公元前 410年）。而《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毛奇龄《四书賸言》引王草堂说，“伯鱼先孔子卒已三年，向使子思生于伯鱼所卒之年”，即子思生于公元前 483年。这样算来，若子思只活了六十二岁，（即死于公元前421年）到鲁穆公元年子思已经死十一年了，怎么还能够见到鲁穆公呢？这与《孟子》所说鲁穆公尊礼子思不合，故疑《史记》“子思年六十二”应为八十二之误。这样，子思卒年当是公元前 402年。他与鲁穆公相处的时间就有近十年了。

孟子活动于鲁平公时代。（《孟子·梁惠王下》记载鲁平公打算见孟子，因嬖人臧仓沮而不果）由鲁平公元年往上推，经景公 29年、康公9年、共公22年才是穆卒年，其间相距六十年之久。穆公在位 33年，若距穆公元年则为93年。鲁穆公即位后近十年尊礼子思，这时子思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如何能再活八十来年到孟子活动的鲁平公时期呢？根据以上考证，若按孟子生于公元前 390年计算，则距子思卒年（前402年）相差 12年；若按传统的说法，孟子生于公元前372年计算，则距子思卒年相差 30年。所以孟子不能直接受业子思是十分明显的。

毛奇龄关于孟子游梁的推算，忽略了孟子游梁是在梁惠王改元后，梁惠王在位共 52年。梁惠王即位距鲁穆公卒年约40来年，而鲁穆公尊礼子思在穆公初即位的近十年，则又多相距 20来年。由穆公十年到梁惠王卒前二、三年，相距110多年。孟子见梁惠王时有“王曰叟”之说，七十岁即可称叟，与 110年相比还差40年。因此，说孟子“受业子思，或未可尽非者与”，也是站不住脚的。

总之，我认为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即是子思的再传弟子，而不是子思的弟子，也不是子思的儿子子上的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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