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孔子对后世的影响

孔子所创建的学派叫儒家。为什么叫儒家呢？据《周礼·太宰》记载：“儒，以道得民”。即在诸侯师氏之下，又设置保氏之官，用“六艺”（《诗》、《书》、《易》、《礼》、《乐》、《春秋》）来教贵族子弟。因为天子也设置有保氏之官，要避免同名，所以将诸侯的保氏之官更名为“儒”。这就是“儒”的来由。又据《周礼·大司徒》记载有“师儒”，即乡里的学校中用“六艺”来教乡里的贵族子弟。这种“儒”或“师儒”，即是从事教育的老师。周室衰微，官失其守，学术下移，孔子以私人办学，继承了周代“儒”或“师儒”的传统，而创建了儒家学派。这一学派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生存的基础，从它一诞生便具有巨大的生命力。

孔子对后世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历代统治者对他的尊奉上，主要反映在他的学说和他所开创的学派在各个时代的不断发展上。由于孔学的不断发展，他的影响从古代起逐渐波及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他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十分著名的人物。

1、孔子在先秦和两汉的影响

儒作为一个学派的称谓，在孔子死后不久就形成了。其弟子以千百数，皆尊奉孔子，传其学说。这些弟子也开始传道授业，于是孔门后学日益壮大。这些弟子出身不同，阅历有别，因而对孔子学说的理解也各有歧异。这种差别使得他们各立门户，到战国时代便分为八大派别，他们都上承孔子，下启后学，其中以孟子和荀子两派的影响最大。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儒学成为先秦诸家中最显赫的一派。

儒分八派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有漆雕（开）氏之儒，这一派以勇武著称，著作有《漆雕子》十二篇，不过早已散佚。他的后学流为儒侠。有颜（回）氏之儒，孔子在世时已有再传弟子，年长一辈的弟子开始带学生，颜氏之儒即如此形成，这一派的特点是安贪乐道，以德行著称，他们传诗为道，为讽谏之儒。孔子去世后，子夏移居魏国西河（在今河南汤阴县东，因在齐、鲁、邹之西，故称西河，与吴起所守之西河并非一地。）收徒讲学，那时的许多著名人物是他的学生，如魏文候、李悝、李克等，成为子夏氏一派。此派治学笃实，学道从小事做起，先末后本、循序渐进，强调客观的礼乐制度。他们的主要贡献是传授“六艺”，《诗》、《春秋》的《公羊传》和《谷梁传》都是由这一派所传，他们流为传经之儒。还有子游氏之儒。这一派长于礼乐而明其大义，与子夏之儒相反，不重小节，主张直接由礼乐体会仁。后学中有的流为小人儒。子张氏之儒则更有特点，这一派的人豁达大度，深明大义，但有些偏激，往往过甚其词。其后学中也有人流为小人儒。

最后的三派，子思氏之儒、孟子之儒、荀子之儒（即孙氏之儒）较之前五派影响要大得多。子思，姓孔名伋，孔鲤之子，孔子之孙。他是曾参的弟子，也受过孔子教诲，家学基础深厚。他发挥孔子个人修养的主张，认为修身养性是全部社会问题的中心，他继承、发展了孔子的中庸思想。以儒家道德范畴“诚”为世界的本源。其学说被孟子接受，并对汉代的董仲舒，宋明的理学家们有较大影响。后世被封为“述圣”，祭孔时，享受配祭的礼遇。

孟子一派儒学是子思之儒的延续。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当时百家争鸣，各派互相批评。作为一代儒家大师，孟子的出现使儒家的地位大为提高。孟子将孔子仁的范畴发展成“仁政”学说，阐述了认识论和伦理学相统一的“天人合一”说。他提出了许多著名的论断，在君与民的关系上，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对西周以来重民轻天思想的最精当的概括。在君臣关系上。他主张互相尊重，君若不义，臣便可以不忠，他说：“君主把臣下看待为自己的手脚，那末臣下就会把君主看待为自己的腹心；君主把臣下看待为狗马，那末臣下就会把君主看待为一般人；君主把臣下看待为泥土草芥，那末臣下就会把君主看待为仇敌。”他甚至认为对不仁不义的君主可以放逐征伐，桀纣被诛并非弑君。“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是对孔子忠君尊王的主张的修正，因而曾引起历史上一些专制暴君的反感，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下令删除这些文字。

孟子象孔子一样，到各国游说，交通王侯，力图实现他的主张。他的名声很大，所到之处诸侯无不与之分庭抗礼。他出行时，队伍十分壮观，后车数十乘，侍从数百人，往来于各国之间，凭他的名声，所到国家，国君们都得馈赠黄金，供给衣食，听取孟子的议论。

孟子的主要学说，是以“性善论”为出发点，引出仁政主张，把性善、道德、政治一体化。他已有系统的理论著作《孟子》一书，自述善“养浩然之气”，文章议论横生，善于譬喻，十分雄辨。史以“思孟学派”称他和子思之学。后世视之为孔门儒学正宗，影响自魏晋至唐宋不断扩大，有“亚圣”之称。

荀子这一派儒家，是仲弓（即子弓、冉雍）所传，重视礼乐。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末年赵国人。曾在齐国稷下学宫游学，是稷下先生之一，并“三为祭酒”。他曾考察过赵、魏、秦等国的政治，对秦政有过评述。晚年游楚，受到春申君礼遇，委以为兰陵令。他与孟子相反，主张性恶论，注重后天学习，名篇《劝学》至今为学子所传诵。他的主体思想属于儒家，同时又批判地吸收诸子百家的思想，是把儒法结合起来的思想家之一。

先秦儒学的发展，在文化史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孔子居于正统地位奠定了基础；而且从不同侧面丰富了孔学。确定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为系统一脉儒学正传。同时，集秦文化之大成的荀子的影响也很突出。他的礼法一体论，是汉代儒法兼用、王霸并行的理论源泉。

孔子儒学在秦朝的影响很微弱。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他接受李斯建议，焚书坑儒，以吏为师，独尊法家，阻碍了儒学以至文化的发展。汉初黄老之学盛行。西汉中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儒学的正统地位，儒家从百家中的一家变为一家独尊，孔子由诸子中的一子变为至尊的先师。孔子开创的儒学，从此以经学的形态出现，而且，出现了今古文经之争，汉人注经非常成功，是孔子整理古文献的继续。

董仲舒是汉代著名的儒学大师。广州（今河北枣强）人，今文经学的创始人。他是治春秋公羊学的专家。著有《春秋繁露》等书。他学习勤奋，三年时间里不曾跨进花园一步，一心读书，成为美谈。终于成为汉武帝时代新的儒家学派的创建者。他根据《春秋》大一统思想，以及法家集权思想，提出一统于天子的主张，为中央集权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他对天命观亦有创新，把先秦儒家天命论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提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并创立三统三正之说；从而论证了封建统治秩序的永恒性，开谶纬迷信的先河。在人性论方面，根据孔子“性相近，习相远”和“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的看法，提出“性三品”说：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从人性理论上抬高统治者身份，否定人的平等地位。在伦理上，把孔子君臣、父子的伦理道德思想改造成“三纲五常”说；奠定后代封建礼教的思想体系，对孔子的伦理观做了庸俗的发展。

董仲舒建立的新儒学体系与早期儒学相比有很大的区别。早期儒学其特点是崇尚古代文化，是各学派中的一派。董仲舒开创的新儒学变得适应统治者需要，经学趋向阴阳五行化，并取得了独尊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编写的《春秋》既然成为一门学问，为《春秋》作解释也就成了时尚。当时经秦火后流行的有《春秋》三传，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左氏指左丘明，春秋时鲁人，相传曾任鲁太史。《左传》系儒家经典之一，成为解释《春秋》的古文经传，我们认为《左传》为左丘明草创，而为战国初期的吴起在魏国守西河期间据各国史料进一步编撰而成的。公羊氏指公羊高，战国时齐人，相传为子夏弟子，专治《春秋》，为旧题《春秋公羊传》作者。汉景帝时，其玄孙公羊寿与齐人胡母生将口头流传的《公羊传》“著于竹帛”，流传于世。谷梁氏指谷梁赤，战国时鲁人，相传为子夏弟子，治《春秋》。其口传《春秋》，至西汉时成《春秋谷梁传》一书。

西汉末谶纬神学大肆泛滥。“谶”是图谶，指“预决吉凶”的宗教预言，用以对儒家经典作迷信的解释。东汉刘秀以皇帝的名义，“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神学正式确立为官方思想。儒学进一步宗教化。到建初四年（公元 79年），汉章帝亲自主持在白虎观召开全国经学讨论会。会议记录由班固编辑成《白虎通德论》，简称《白虎通》。此书进一步把经学与迷信糅合起来，解释封建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提出“三纲六纪”之说。

今古文经之争是两汉儒学发展的一件大事。开始于西汉末，贯穿于整个东汉。所谓今文经学，是经学中研究今文经籍的流派，所据经典用汉代当时流行的文字写成。今文经学家认为孔子删定“六经”，作托古改制的手段，立万世不易之法，故为经学的始祖。其开创者为董仲舒，集大成者是东汉何休。所谓古文经学恰与今文经学相对，以训解古文经籍为特征，所据经典用秦以前“古籀文字”写成，与今文经籍的隶书写法迥异，所以称古文经。古文经书多出于鲁壁。鲁壁在曲阜孔庙，孔子故宅井之后。秦始皇焚书时，孔子九代孙孔鲋将《论语》、《尚书》、《孝经》等经典简册砌于墙壁中，得以幸免。汉景帝时，鲁恭王刘馀扩建宫室苑囿，折毁孔子故宅，始发现简册，称“古文经书”。王莽建新朝时，采纳刘歆的建议，立古文经学博士，以排斥今文经学，自此开始经学上今文、古文二派的论争。

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有公孙弘、董仲舒、胡母生、范升、李育等。东汉人何休是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撰有《春秋公羊解诂》，此书是今文经学家议政的主要依据。古文经学的代表人物有刘歆、卫宏、桓谭、贾逵、马融等，其中许慎、郑玄为古文经学大家。许慎是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师事贾逵，博通经籍，时有“五经无双许叔重”之评。著有《说文解字》，集古文经学训诂之大成，为后代研究文字及编辑字书最重要的根据。东汉经学家郑玄，北海高密人，曾入太学学今文《易》和公羊学，又从张恭祖学《古文尚书》、《周礼》、《左传》等，最后从马融学古文经。游学归里后，聚徒讲学，弟子众至数百千人。潜心著述，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今古文经的区别很明显，今文经学解一经上百万字，十分烦琐，且穿凿附会；其迷信内容较多，阴阳五行化倾向明显；但能迎合时务，为汉朝统治者服务；故而学术价值不高。古文经学则以字义讲经文，训诂简明；迷信成份少或者排斥迷信，遵经尚古，与现实无密切联系；其经学成就十分显著。

2 、魏晋隋唐时期儒学的变化

魏晋时期的主要思潮是玄学，奉《周易》、《老子》、《庄子》为三玄，用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籍。儒学发生变化，儒林变为名流，训说经籍转为义说，谶纬之学被《老子》、《易经》相结合的“体无”的义理之学所代替。儒学向着内道外儒的方向发展，其特点是尚自然，崇名教，儒道结合。

魏晋时期，何晏、王弼对经学做了改造。向秀、郭象等人则主张儒道合一。何晏，南阳宛人（今河南南阳县），魏晋玄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著有《论语集解》、《道论》、《无名论》。他注释古籍往往“援老入儒”，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他认为老子与圣人同，对儒学做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汉代经学以《春秋》为中心，魏晋人注重《论语》与《周易》，其思想材料的运用发生变化。自何晏义理《论语》出世，魏晋南北朝说解家更据之以向内老庄而外儒学的方面发展。王弼，魏山阳（今河南焦作）人。少年即有盛名。好论儒道，通辨能言，主张名教出于自然，援老入儒，儒道融合。与何晏等人同开玄学清谈风气。主要著作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等。向秀，河内（今河南武陟西南）人，是魏晋之际的玄学家、文学家，竹林七贤士之一。他的思想具有调和“自然”与“名教”的倾向，反映了他“以儒道为一”的政治态度。注《庄子》，未完而卒。注早佚，现存《庄子注》是郭象在向秀注的基础上增改而成的，可看成是向秀与郭象合作。郭象，河南（今河南洛阳）人，玄学家。主张“名教”即是自然。既肯定儒家的名教之治，又倡导道家的无为自然，合儒道为一。他们代表了魏晋时期儒家发展的方向，标志着儒、道两家思想的融合。

其间，儒学对史学和文学的影响也很明显。著名的史学家范晔编写了《后汉书》。他是南朝刘宋时顺阳（河南浙川）人。他在《后汉书》中强调儒家思想统治的重要性，褒贬人物，论断是非，多以礼教思想为准绳。他从儒家正统观念出发，反对当时盛行的佛教，表现出一定的无神论因素。他的《列女传》立传标准是言行都符合“三纲五常”，进一步把封建绳索束缚在妇女身上。

刘勰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学理论家，原籍东莞莒人（今山东境内），世居南东莞（今江苏镇江）生活于南朝宋、齐、梁三朝，幼家贫好学，投靠著名沙门僧侣，十多年的寺院生活，使他不但精通佛理，而且兼通儒学，很受昭明太子萧统的器重。著有《文心雕龙》一书，反映了作者刘勰的文学思想，他提出“文原于道”的看法，是对孔子兴、观、群、怨的文学观的继承，他认为除观察客观世物外，还要向圣人著作学习。他把“自然之道”与儒家之道揉合为一体，《文心雕龙》前三篇《厚道》、《徵圣》、《宗经》就是要人们向圣人和儒家经典学习。

经学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则表现出地域的不平衡性。南朝人解经，探求义理，精通简要；阐发经义，贵有心得。北朝人解经，注重章句训诂，深繁广博，墨守东汉经师家法，崇尚郑玄之学。总之，魏晋南北朝儒学发展有着文化融合和多元化倾向。

到了隋唐时期，佛、道盛行，儒家伦理规范仍占主导地位，基本形成儒、道、佛并立局面，并趋向合流，为宋明理学做了准备。其间唐太宗对经学的统一及韩愈的反佛斗争都很重要。

唐朝是汉文化的发扬期。唐太宗提倡儒学，他认为儒学师出多门，章句繁杂，令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颜师古订《五经定本》，与政治上全国统一相呼应，实现经学统一。这对儒学的影响，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同样重大的意义。孔颖达奉诏撰定，凡一百八十卷，是朝廷颁行的官书。此书使经学统于一尊，即《五经正义》。儒家内部争斗不决的各宗派自然熄灭。唐代用其书为科举取士标准。颜师古奉诏考定《五经》文字，多所订正，撰成《五经定本》，颁行后，诸经文字完全统一，不再有因文字不同解释各异的弊病。陆德明撰《经典释文》，采集诸儒二百三十余家的音切和训诂，工程浩大，真正给汉魏六朝经学完成了总结工作。唐开成年将统一后的儒家经典《十二经》包括：《诗经》、《尚书》、《周易》、《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镌刻于当时的京城长安，成为后世著名的西安碑林。到宋代列《孟子》为经，才形成《十三经》。

唐代寺院拥有大量庄田，役使众多奴婢和庄户，寺院经济使国家财政受到影响。唐宪宗元和十四年（ 819年）陕西凤翔法门寺发现佛骨，宪宗遣使迎到宫中供奉，轰动朝野，不少人焚顶烧指，解衣散钱。韩愈（唐怀州修武南阳人）对此极力反对，上《谏迎佛骨表》，建议将佛骨投诸水火，触怒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韩愈虽遭受政治打击，但决不放弃主张。他坚持以儒学教化人民，反对佛教破坏君臣伦常的关系，创立了上起尧舜，下始孔子、孟子的道统谱系，以代替佛教法统，提出“性情三品”说驳斥佛教无性见性说。他的性与情对应联系的论述为后来宋儒提出气质之性、天理人欲之说开辟了道路，因此史称韩愈为理学先驱。

韩愈之后，李翱（陇西成纪人）成为唐代儒佛思想合流的代表。著有《复性书》，其“复性论”继承思孟学派，吸收佛学内容，为宋明理学的出现做了准备。其间，佛教的中国化，即改造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适应的中国式佛教，也为宋明理学提供了可资供鉴的成份。

3 、理学的兴起与发展

孔子思想在宋、明的影响，主要是表现为理学的兴起。理学是以思孟学派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家思想而产生的偏重于哲理的新儒家学说。治经多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

理学的奠基人为北宋五大家，即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周敦颐是宋代理学家中最早一人。著作有《太极图说》和《通书》两种。学说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关于无极太极以及阴阳五行的运转变化等。他把道士陈抟的《无极图》改变成为论证世界本体及其形成发展的图式——《太极图》，提出宇宙根源是太极。太极无声无形，无始无终，故又叫无极。从而，建立了他的以孔子、孟子正统思想为主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对以后理学发展影响很大。邵雍则是理学象数派的创立者。根据《易传》八卦形成的解释、道教宇宙生成说及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思想，构成宇宙构造图式和学说体系，以推衍自然和人事。

程颢与其弟程颐同为理学奠基人，世称二程。他对辨证法有一定认识，但提出“天即理即心”的结论，有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程颐与其兄均深通义理，尤精《周易》。张载讲论《周易》，学冠群儒座位上常铺虎皮。他微服去听二程讲论《周易》，自愧不如，钦佩莫名，回来后撤去座上虎皮。程颐与其兄不同，将“理”解释为客观精神，并认为三纲是天下定理，为名教辨护。张载讲学关中，其学派称为“关学”。他提出元气本体论，政治伦理观与程、朱同。这五大家同为理学创始人，关系密切。二程是周敦颐的弟子，张载是二程的表叔，二程又与邵雍时常见面，五位大师的相互交往，是儒学史上的佳话。

南宋理学的发展，形成以陆九渊和朱熹为代表的两大派别，从主客观两方面丰富了理学的内容。朱熹生于闽之延平，祖籍徽州，他是南宋时期最大的理学家，集理学之大成，构成程朱理学体系，对后世影响极大，后追封为“十二哲人”之一。陆九渊，江西抚州金溪人。他继承孟子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同时接受佛教禅宗的基本观点，创立宋明道学中“心学”一派。淳熙二年（公元 1175年），史学家吕祖谦邀集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等人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聚会，意在调和朱熹、陆九渊之间的学术分歧。朱熹主张“道问学”和“即物而穷其理”，即要广泛读书、并观察外物，从而启发内心的知识。陆九渊主张“尊德行”，认为用不着做多读书以穷理的工夫。辨论十天，双方各执己见。史称“鹅湖之会。”以后朱、陆之间的论争由当面辨论，发展为书信往还。陆九渊作诗批评朱学支离繁琐：“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朱熹针对陆诗做答，肯定自己的治学方法：“旧学商量加邃密，新学培养转深沉。”

陆九渊为文多有警句，值得后人体味。他谈到治学时说：“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在谈到为人处事时说：“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凡事看其理如何，不要看其人是谁。”在谈到立志奋斗时说：“奋发植立”、“激励奋进”、“冲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这些都成为后世传诵的名言。

南宋陆九渊开创的心学，当时只是一个不大的流派，明代中期，王阳明将其思想发展为精细完备的体系，形成陆王心学，影响颇大，流传至日本。王阳明是明朝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初潜心于程朱理学及佛学，后转攻陆氏心学。其学问可概括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句话。著作《王文成公全书》。王阳明二十一岁时，曾七日七夜不停息地面对竹子思索，试图按朱熹“格物穷理”说，悟出“至理”来，但“沉思其理不得”，终于病倒，从此由理学转攻心学。王学成为明朝最大的学派，分为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泰州七大派别。王门有著名的四句教：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对此四句教，门人王畿与钱德洪理解各异，二人相持不下，于嘉请六年（1527年）在绍兴天泉桥王守仁处质证。因此有“天泉证道”之说。

4 、清代汉学与今文经学的复兴

明末清初之际，出现了不少大学者。他们反对空谈，倾向于“经世致用”之学，著名的有王夫之（湖南衡南人）、黄宗羲（浙江余姚人）、顾炎武（江苏昆山人）。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的主张，欲以经学代替理学。他治经兼及音韵，著作有《音学五书》，为其考据代表之作。三位学者都批判宋明理学。以恢复孔孟正统相号召。

顾、黄的考据开清代汉学风气。继之者有阎若璩（山西太原人），胡渭（浙江德清人）。乾嘉时，考据风大盛，考据成为一种专门学问。对象以经书为主，当时考据学者分吴、皖两派，他们在整理、校勘和保存古文献方面很有成绩。阎若璩是清代汉学先驱。主张对古书大胆怀疑，考证力求确实。所著《古文尚书疏证》证明古文尚书是一部伪书。乾嘉吴派以惠栋（苏州元和人）为代表。著有《古文尚书考》、《九经古义》等书。吴派缺点是对汉人解经达到迷信程度。乾嘉皖派以戴震（安徽休宁人）为代表。他所著《孟子字义疏证》中，提出以法杀人犹可救，以理杀人无可活的看法，对程朱理学作了严肃的批判。所著《声韵考》开启后学风气，后来皖派学者多重文字音韵和校勘训诂。

清中叶以后，各种矛盾日趋尖锐。以庄存与（江苏武进人）、刘逢禄（江苏常州人）为代表的常州学派继承今文经学传统，发挥春秋公羊学，议论世事，干预朝政，推动了今文经学的复兴。后经廖平（四川井研人）至康有为（广东南海人），今文经学成为变法维新的重要理论根据。康有为托孔子为改制教主，发动了改良运动。

庄存与开创了治今文经学的常州学派、他精于公羊学，所撰《春秋正辞》上承董仲舒、何休，专力发挥《春秋》“微言大义”，为常州派先导著作。刘逢禄，经学家，常州学派奠基人。精于《公羊传》，据何休《公羊解诂》，发挥“张三世”的改制思想，对近代改良主义颇有影响。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受其启发。廖平治今文经学尤重《春秋》，曾任教尊经书院、四川国学院。著作有《六译馆丛书》。所撰《今文学考》，提出用礼制判别经学中今古文学的方法，认为古文经曾由刘歆窜改，其论点为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所继承和发展。康有为，近代思想家、政治家，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从学于著名学者朱次琦，受“经世致用”思想影响。后修历史和佛学，尤潜心于陆王心学，并接触西方自然科学。他尊孔子为教主，组织孔教会，发动公车上书，促成百日维新。失败后从事君主立宪宣传活动。

从以上简述中，可以看到孔子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其积极因素与劳动人民、进步知识分子相结合形成中华民族持有的优良传统和社会风尚。

5 、孔子思想在国外的影响

孔子思想早在汉唐时代就在亚州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史家称之为“孔子文化圈”，十八世纪又通过传道士的途径在西方产生影响。孔子思想成为人类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朝鲜：孔子思想在朝鲜的传播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传入时期（约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六七五年），中国与朝鲜的交往，从周灭商之后，箕子到了朝鲜就开始了，孔子思想传入朝鲜最初在汉代或更早，约在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的高句丽、百济、新罗并起，到公元前四世纪末形成三国鼎立之势，孔子思想的传播已经有史籍可查了。在小兽林王二年（公元 372年）开始设立“大学教育子弟”；学习孔子的学说，传授五经和《史记》等典籍。到新罗统一朝鲜，名儒辈出，如薛聪、强首、金大问等。人们竞相学习儒家经典。

发展时期（公元675年—公元 1392年），由新罗统一时期，经王氏高丽，到李代朝鲜建立。新罗时期相当于中国的盛唐时代，中朝友好往来频繁，中国移民带去了盛唐文化，使孔子思想在朝鲜大为发展。新罗朝实行科举取士和祭祀孔子，向中国派遣大量的留学生。数量一次多达一、二百人，其中崔致远名声最大。圣德五十六年（公元 717年）秋，朝鲜在太学里奉供孔子，孔子开始被神化。到十三世纪末，程朱理学转入朝鲜、使其教育再度振兴。

鼎盛时期，由李朝（1392年）建立至一九一○年。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 1392年）李成桂推翻了王氏高丽，建立李氏朝鲜，其间五百年，理学成为了正统的学术思想。三纲五常成为人人必须遵守的“天理”。孔子被称为“素王”。儒教被视为“国教”。儒家思想空前普及。孔子思想在朝鲜的传播进入了鼎盛时期。

衰落时期，自宣统二年（一九一○年）开始。此时李朝灭亡，日本占领朝鲜。但儒学的衰落要追溯到十七世纪初叶朝鲜产生了实学学派，反对儒家“空理空谈”形式主义，主张研究实际事物以探求真理。这就形成了对儒学的巨大冲击。但是实学本身也有弱点，缺乏群众基础，其主张只停留在空想，而并未采取行动，因而对封建统治的基础影响不大。日本占领朝鲜，朝鲜的封建制也步入末路，因此儒学的统治地位也逐渐丧失。新式学校兴起，科举被废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南北朝鲜对儒学的研究都比较重视，设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开设了儒学的课程，整理出版儒学在内的古籍，并编撰论述儒家思想的著作。总之，孔子思想在长达两千年的漫长过程中逐步在朝鲜传播，扎根并成为统治思想，也和我国一样成为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主体，对朝鲜民族的发展起过巨大的作用。

在越南：越南和中国山水相连，自古以来关系十分密切，孔子思想在越南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两千多年的历史，秦汉至北宋的一千年中逐渐传入。宋代至明代的四百年中得以发展。明宣德三年至清光绪十七年，孔子思想在越南的发展到了最繁盛的时期，官方的学校教育以儒家为主，并以科举取士，广修文庙，祭祀孔子。后黎朝统治的三百年间，著名的儒者很多。其中以阮秉谦、潘孚生、吴士连、黎贵惇最负盛名，且著述甚丰，经学繁荣。据越南史载：黎朝开国君主便开始以太牢之礼祭孔子。越南不仅有国学文庙，而且各郡县皆建学宫，祭祀、配享也与中国相同。孔子及儒家思想在越南传播之广、之久，其影响之深、之大，在东方诸国中是屈指可数的。

在日本：孔子思想在日本的传播至今大约已有一千七百年之久。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影响极大。孔子思想对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都有影响，其中以道德观和教育观的影响最为深刻。

中日交往，在战国时期已经开始，秦始皇为求长生不死之药，派徐福出海，而徐福却东渡日本，（相传在歌山县新宫市有徐福墓）就把中国的《诗》、《书》带到了日本。 (不过有人认为这只是传说。)孔子思想传入日本是在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相当于西晋武帝太康六年（公元 285年），这一年百济使者阿直歧荐博士王仁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至日本。一般学者把王仁到达日本作为孔子思想传入日本的开始。孔子思想传入后为日本朝野所接受，并很快扎下了根，而且结合日本国情不断向前发展，逐步与日本国固有的文化、思想融为一体。

隋唐时期日本多次派遣留学生，学习儒学，受孔子大一统思想影响，日本在七世纪中叶成功地进行了政治改革——大化改新。日本社会从此开始过渡到封建社会。这次改新的幕后指导者就是在中国留学达二三十年的大儒学家高向玄理和僧旻。大化改新之后二百年间，日本派出遣唐使十九次之多，极力输入唐文化，发展儒学教育，传播孔子思想，并设立大学寮，举行释奠以祀孔。到了日本江户时代，孔子思想在日本空前兴盛、统治者带头学习儒家经典，兴办儒学教育，建孔庙以祭祀孔子，输入及刻印儒家经典，从事儒学研究。由于教育发达，培养出大批人才，并促进了日本的学术繁荣，学派林立。主要学派有朱子学派、阴阳学派、水户学派、古学派、折衷学派、考证学派。

二十世纪以来，尤其是近三十年中，日本成为除中国之外，在世界上研究儒学最为发达的国家。日本化的儒学，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社会的发展，长达一千多年之久，而且直到今天在日本社会中的影响还是不可忽视的。可以说孔子思想在日本仍有着潜在的、不可估量的活力。

在意大利：中国作为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其古代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是孔子思想。它不只是给东方社会的历史发展带来巨大影响，而且影响到西欧的不少国家。在意大利，孔子思想的传播是通过传教士来进行的。一五八二年，奉耶稣会之命来华的利玛窦等人为便于传教，首先苦心钻研儒学，以天主教义比附于儒家，使中国人易于接受。他在中国的北京，住了十年，用拉丁文翻译《四书》并出版发行世界，这是最早的儒家经典的西方文字译本。在中西文化相互交流的历史上作出了一定贡献，因此在意大利称之为“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而且有“博学西儒”、“基督教的孔子”等等雅号，意大利的孔子研究在当代亦有相当发展，出版了多种著作。

在法国：法国是在欧洲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最大的国家。孔子思想传入法国虽然稍晚于意大利，但是仍属较早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孔子思想在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期，甚至在法国大革命中，也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起到过积极的作用。

孔子思想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百科全书派和重农学派对孔子思想的崇敬。百科全书派的首领霍尔巴赫赞赏儒家的反宗教思想，并主张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该派的狄德罗对孔子思想也评价很高，并介绍了《四书》和《五经》。重农学派的始祖魁奈受孔子与儒家重农轻商的思想影响，认为只有农业才是国家财富的源泉。在他的提倡下，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曾模仿中国举行亲耕“籍田”的仪式。孔子思想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主要反映在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起草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宣言中称：“自由是属于所有的人做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之事的权利；其原则为自然，其规则为正义，其保障为法律，其道德界线则在下述格言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当代法国孔子思想的主要研究机构为巴黎大学的中国学研究所，该所研究的项目设有儒经及儒家。一九七三年版的拉鲁斯《大百科全书》的孔子条中，对孔子儒学作了系统的介绍和论述，为法国对孔子及孔子思想研究的代表作。

在德国：孔子思想传入德国，也是由耶稣会为媒介传入的，孔子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德国启蒙运动。德国学者莱布尼茨深入地研究过孔子思想，并介绍了儒家经典。德国大诗人歌德，被称为“魏玛的孔夫子”。他也接受了儒家经典的影响。在德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期，孔子思想无论是在哲学界还是文学界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在一九六○年以后，德国汉学研究有了显著的进展，其中儒学尤为突出。研究儒学的专著，如施唐格翻译的《论语》，格林的《明代儒教与中国的教育和政治》等陆续在德国出版。

在英国：孔子及儒学研究在英国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孔子思想由传教士传入后，首先是在商业和对中国进行殖民活动中得到运用，而在学术上并无多大影响。

直到最近几十年，英国的知识界才开始认真对孔子及儒学进行研究，不过，他们的研究在某些领域里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并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新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儒学条可以代表英国学者对孔子和儒家的看法。这个条目内容丰富，长达四万字，对儒学各个领域都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它不仅参考了各国对儒学的研究，而且引用了孔子与儒家的主要著作。

在美国：对孔子与儒学的研究，在美国是和资本的扩张与传教士的活动分不开的。当美国对华政策和国际形势不断变化的时候，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对儒学的研究更被重视了。新中国的成立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促使美国加强研究中国历史与现状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对于影响中国历史发展并在今天仍然起作用的孔子思想也加强了研究。六十年代以后的国际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特别是中美恢复邦交之后，美国的中国学迅猛发展，其中对儒学的研究更为明显。美国学术界对孔子儒家思想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评介，成为现代新儒学的一支重要力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孔子，越来越得到美国人民的尊重和了解。美国《人民年鉴手册》在 1985 年将孔子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位，这很说明美国学术界对孔子的一种评价。 (本节论述参考了杨焕英编著《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7 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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