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占星说的兴起

《说苑•辨物》卷十八记载刘向的一段关于占星术的话：“夫占变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阴阳之数也。故《易》曰：(《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道也者，物之动莫不由道也。是故发于一，成于二，备于三，周于四，行于五，是故玄象着明，莫大于日月；察变之动，莫着于五星。天之五星，运气于五行。其初犹发于阴阳。”

这里显然把天上的辰星、太白、荧惑、岁星、镇星等五星与地上的水、金、火、木、土五行联系起来了，把历法与占星术也联系起来了。占星术是以日月与五星的变动来占卜凶吉的。天上的五星之气，运于地上的金、木、水、火、土五行。而最先还是发源于阴阳的消（死）与息（生）、这样又把阴阳说与占星说也联系起来了，也把《易传》八卦的思想联系起来了。

据《史记•天官书》记载占星术盛行的原因：战国初，齐国的田氏发展起来篡夺了姜氏的政权。晋国的韩、赵、魏三家把原来晋国公室取代了形成三个诸侯国，以此为标志进入了战国时代，战争不断，兵革四起，城邑人民多次受屠杀，因此饥荒疾病使人痛苦，君臣都十分忧患，于是更加相信那些“察讥祥，侯星气”的人。

这是说战国时期占星术与政治上的动乱有直接的关系。《史记•历书》也说，

战国相互争战……那时只有邹衍懂得五德传移的学说，阴阳生死的道理，于是他就能得到诸侯的信任而获得尊显的地位。可见邹衍对历法与占星术都很精通。在战国时代他最为突出。正是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邹衍把阴阳说与五行说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在稷下学宫中形成了阴阳五行学派。邹衍自然即是这一新兴学派的首领。到汉代司马谈总结先秦学术的时候，就将阴阳五行学派称为阴阳家。

二、邹衍结合阴阳说、五行说而形成阴阳五行学派

《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说：阴阳家的学术，包罗万象而忌讳众多，使人拘谨而多所畏惧；然而它列春夏秋冬四季的自然顺序，是不可缺少的。……阴阳，春夏秋冬四季、八卦的方位、一年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各有各的教令，说这是‘顺着它之就昌盛，背逆它就会死亡。’其实也未必如此然，所以说：‘使人拘谨而多所畏惧。’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天道的大经脉，如若不顺其自然就不能成为治理天下的纲纪。所以说：‘春夏秋冬四季的大顺序，是不可以丧失的。’”

东汉刘歆在《汉书•艺文志》中评论阴阳家时也指出：阴阳家，大概出于羲和之官，恭敬而顺从天的自然规律，以观察日月星辰而制定历法，恭敬地授给民众实行，这是它的长处。但若是拘泥的人去实行，就会多所禁忌，拘泥于小的术数，捨弃人事而信任鬼神。

阴阳家的产生与“术数”有密切关系。其有一些迷信与巫术的成分。汉代人把“术数”分为天文、历法、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六种。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则是战国时期以“术数”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个学派。

关于阴阳家的定义，邝芷人认为：“太史公及班固所谓阴阳家，大抵是指战国至汉初那些顺邹衍的五德终始的路向，从天文、历法、幷配合阴阳五行之原则而论政教及人事吉凶的一群学者而言。(邝芷人：《阴阳五行及其体系》P45，台文津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

《汉书•艺文志》把阴阳家列为诸子略之首，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把阴阳家列为六家之首。罗焌认为，《汉书•艺文艺》诸子十家中要去掉一家，不是指小说家而是阴阳家。“考班氏员以小说为小道，而其叙小说家引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者焉。’是小说亦有可观，其不可观者，似非小说。尝以《隋志》……校之，则所去者为阴阳家言也。自《隋志》以后，历代史志子部，皆无阴阳，盖古阴阳家书，无一完存。后有作者，皆幷入天文、历数、五行三类中矣。”（罗焌：《诸子学述》）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不赞成罗说，认为九派当有阴阳家，无小说家，因阴阳家之书死，《隋志》无所存，故不设阴阳家。我们认为金说是有道理的，是可从的。

邹衍所创建的阴阳五行学派在汉代被称为阴阳家。邹衍成为阴阳学派的首领大致经历如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稷下学宫中学儒，其老师是由当是孟子的后学，即未跟孟子回邹而留在稷下学宫的儒者。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说，邹衍的思想最终归结为“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即儒家的基本思想。这里特别是接受了子思、孟子的伦理化了的五行说。关于思孟学派对五行说的贡献过去不太清楚，荀子强烈地攻击子思、孟子以五行造说，因为当时文献材料不足，人们搞不清，但一些有之士已经猜中了思孟五行说确实存在。如章太炎《子思孟子与五行说》说：“古者《鸿范》九畴，举五行傅人事，义未彰着，子思始善傅会，旁有燕齐怪迂之士，侈搪其说，以为神奇，耀世诬人，自子思始。

盖子思作《中庸》，其发端曰：“‘天命之谓性’《注》曰：“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智，土神则信”……是子思之遗说’，此其一，‘沉约曰 ：“《表记》取子思子”。今寻《表记》云：“今父之亲子也，亲贤而下无能”母之亲子也，贤则亲之，无能则怜之，母亲而不尊，父尊而不亲。水之于民也，亲而不尊；火尊而不亲。土之于民也，亲而不尊；天尊而不亲。命之于民也，亲而不尊；鬼尊而不亲。”此以水火土比父母于子。犹董生以五行比臣子事君父，此其二，故宜有荀卿之讥也。

《汉书•艺文志》兵阴阳家中有《孟子》一篇。很可能是孟子佚文，把孟子列为兵阴阳家，看起来有点奇怪，其实并不奇怪，孟子可以说是阴阳家的先驱人物。阴阳说与五行说至有关系，邹衍辈号为阴阳家，司马谈不把邹衍辈称为五行家而称为阴阳家，看来是有道理的。《史记》载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童书业：《五行说起源的讨论》（载《古史辨》第五册P668—669）说：《汉志》兵阴阳家有《孟子》一篇，兵阴阳家与五行说深有关系，或孟子后学有发挥五行说者，荀子不察，遂归之孟子，又《表记》相传为子思学派之书，书中亦有五行说之痕迹。（说见拙作《礼记考》，或子思学派确曾提倡五行说也。）这里，童书业已经看到孟子与邹衍有关系，而子思确曾提倡五行说。

徐文珊《儒家和五行的关系》（载《古史辨》第五册）也看到了思孟对五行说的贡献。帛书《五行篇》与郭店竹简《五行篇》的出土证实他们的预见是正确的。

第二阶段：改造儒学而创建阴阳五行学派：《盐铁论•论儒》 (御史说)“邹子以儒求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这是说邹衍以儒家学术向国君们游说，但没有成功。于是才改变手法，完成对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化。即将阴阳说与五行说相结合，形成阴阳五行学说。具体地说即是天论与五行相生说，五德终始的人类社会历史观和大九州的地理说。由于邹衍的学说，与诸侯们的需要十分投合，因此他受到齐、燕等国国君的尊宠。

把阴阳说与五行说给合起来最早并不是邹衍，而是在春秋时代的伯阳父。左益寰《阴阳五行家的先驱伯阳父――伯阳父、史伯是一人而不是两人》（载《复旦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他认为西周末年“伯阳父论地震”和“史伯论和同”中，伯阳父与史伯是同一个人。史伯又称太史伯阳或太史。“论地震”一段当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论和同”一段当周幽王九年（公元前773年）。他认为“在司马迁那里，史伯、太史伯，太史伯阳，伯阳甫（父）实际上是一个人，称呼的方法不同而已。”他说：“确认伯父和史伯是一个人，对于阴阳五行学说和阴阳五行的起源的探讨，是大有裨益的。长期以来，绝大多数中国哲学史论著都把伯父和史伯分别看作倡导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的先驱者，并以此证明阴阳五行作为两种学说在西周末年已经同时存在。其实这时阴阳和五行不是作为两种学说同时存在，而是作为一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法因素的完整学说出于同一个人的论述。伯阳父既用自然本身所固有的两种有着对立统一关系的物质力量‘阴阳’二气的消长对比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变化；又从包含着朴素对立统一思想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原则出发，用土地、金、木、水、火‘五行’的排列组合来说明世界万物的构成。因此，可以说伯阳父就是一个阴阳五行家的先驱者。”

我们认为他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伯阳父当时的影响还不大，没有形成一定的势力或学派。

还有一个对阴阳说与五行说很有贡献的的人，那就是苌宏。苌宏是周宣王时的大夫，也是阴阳家的先驱。据《淮南子•泛论训》说，苌宏是周王室的执掌历法术数的官员。他对于“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律历之数，无所不通。”

但是《淮南子》批评他“知天道而不知人事，” 被车裂而死。

邹衍继承了伯阳父、苌弘等人的思想，也继承了《管子》的《五行》、《四时》、《幼官》等篇的五行相生说的思想，创建了新的阴阳五行学派，在稷下学宫形成相当大的势力，他自然地成了这一学派的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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