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谈到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中已经指出齐宣王的大欲是“王天下”。“欲”即欲望。这里的“王”字读wan，音旺，作动词用，“王天下”是指实行仁政，取得天下而作天子。齐闵王继承宣王之位后，也是雄心勃勃，想当天子。

邹衍学成之后，有了自己的学说和见解，大约22岁时，他为稷下先生，被尊为上大夫。《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当时的达官贵人，一听见他的学术，对他都肃然起敬，愿意接受。因此邹衍的学术首先在齐国得到重视。

邹衍的著作：《史记》本传说有“《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汉书•议文志》有《邹子》49篇，又说有《邹子终始》56篇，合起来105篇。但都失传了。（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轶书》辑有《邹子》一卷。

从时间上看，淳于髡与孟子同时，两人有关于“男人和女人之间不亲手传递东西”（《孟子•离娄上》）是不是礼的辩论。邹衍当比淳于髡年轻得多。《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列齐宣王时的齐“文学游说之士”把邹衍列在首位：“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都被尊为“上大夫”，虽然不参加治理国家，但可以议论政事。这里可能是司马迁认为虽然邹衍年轻，但确属出类拔萃的人物，所以把它列在淳于髡之前。显然稷下先生名单顺序不是以时间先后来排列的。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也把阴阳家放在六家之首，这与太史公是管天文历法的官员很有关系。在今天看来，并不是说当时阴阳家在六家中地位最为重要。从《史记•孟荀列传》说：“邹衍后孟子”来看，邹衍在稷下学宫成名，当在齐宣王晚年和齐闵王之时。

邹衍的学说与黄老之学，都是为当时田齐政权统一六国而大造舆论的。《史记•孟荀列传》说邹衍与稷下先生著书立说讨论国家理治得好与不好乱的问题。这是说他们著书立说的用意。这一特点与庄子逃避现实政治的思想大不相同，邹衍的学说，虽然师从孟子之后学，但他是个很认时务的人，他不象孟子那样迂腐，而是十分靠拢与田齐政权，从而与黄老之学的关系十分密切。

田齐政权崇尚黄老之学，是因为它取代姜氏的统治，本为以下犯上，它害怕落得篡弑的恶名，总不忘为“田氏代齐”的合理性寻找历史依据。因此在齐威王制造的《陈侯因 敦》铭文中明确把黄帝作为田氏（即陈氏）的祖宗，而且宣称要继承齐桓、晋文的霸业。而田氏原为陈国而来齐国，因此引进自陈国的老子学说，并将黄帝与老子给合起来，对道家思想进行改造，形成了黄老之学。在稷下学宫中，黄老之学占有相当的优势，《史记•孟荀列传》说：“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

我们认为邹衍关于黄帝的论述应当是很多的，只是因为邹衍的著作失传，现在要考订清楚比较困难罢了。《史记•孟荀列传》记载，邹衍推理的方法中有“首先从今天开始，逆推而上至于黄帝。”他一定注意到黄帝是田齐的始祖，故上推至黄帝为止。他关于五行相胜说为“虞土、夏木、殷金、周火。”而虞即是黄帝一系的君主。实际上是说黄帝为土德。而《吕氏春秋•应同》记载：“黄帝的时代，天先看见大蚯蚓、大蝼蛄，黄帝说：‘土气胜！’土气胜，所以颜色崇尚黄色，这是因其以土为法则的缘故。”这里的记载，正是反映了邹衍认为黄帝为土德的思想。

邹衍看准了齐宣王、闵王的想当天子的这种心理，改造了春秋战国的五行相生说，并精心设计了一套明堂制度，以此来为齐宣王、闵王作天子制造舆论。邹衍此说是在稷下学宫的环境里酝酿成熟的，当然就不能不受到稷下先生们的影响。

邹衍的五行相生说是继承《管子》的《四时》、《五行》、《幼官》等篇关于五行相生说并加以发展而成的。其目的是为黄帝的后裔田氏应当位居中央，成为天子，制造舆论的。可见在这个问题上邹衍与稷下黄老之学是一致的。黄老帛书《十六经•五正》说：黄帝问阉冉说：我要想实施“五正（政），”，这里的“五政”就是原始的明堂制度。《史记•封禅书》讲到黄帝之时的明堂图，可能与“五政”有关。邹衍的明堂制度，当是从黄帝的明堂制度衍变而来的。当然论述当更为完整。而“五政”之说，确为黄老之学的重要内容。《管子•禁藏》也说，春季“发五正。”《管子•四时》则说：春夏秋冬四时都要“发五正”。《鹖冠子•度万》记载：“鹖冠子说：天地阴阳，考查起来都是由自身开始的，所以要‘布五正’，用来‘司五明’。’”

这些“五正”都与明堂制度有关，其内容与《吕氏春秋•十二纪》或《月令》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后者更为更为完整而已。因史料有限，邹衍关于明堂制度有何议论虽不得其详，但与黄老帛书、《管子》与《鹖冠子》的“五正”应当一致，并与《吕氏春秋•十二纪》或《月令》基本内容相合。邹衍之所以能得到田齐政权的重视，并授予上大夫之位，与他的学说为田齐政权直接服务是分不开的。

二、邹衍编造了黄帝之说吗？

关于黄帝的传说，古已有之，并非邹衍首创，王萝鸥却认为，明五德之传的学说为邹衍首创，同时也创造了黄帝。他说：“在那段时期，历史上没有黄帝其人，却有谈天的邹衍。因此我们怀疑五德是邹衍的创造；他创造了五德，又以各种颜色配合于五行，因而有‘黄’帝。”(《邹衍遗说考》1966年3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第59—60页)我认为王萝鸥提出了十分有趣的问题，首先历史上是否有黄帝其人，我们不能轻易否定。但战国时期出于政治的需要，出现假托黄帝的各种著作与传说。而黄帝是否为邹衍最先提出?显然不是。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比邹衍更早的《管子》的《五行》、《四时》等篇，已多次谈到黄帝了，而说‘黄’帝出现于“以各种颜色配合于五行。”为时也太晚。五色与五音、五味等配合起源很早。

五行与五色等相配最初萌芽于鲁昭公25年。《逸周书•小开武》说：“五行：一黑位水，二赤位火，三苍位木，四白位金，五黄位土。”已把五行与五色相配合。《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医和讲六气与五味、五色、五声的关系。进而说六气“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还未明确与五行的关系。而到《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子太叔答赵简子问礼，引子产的话有“以天的聪明为准则，使天的本性得以固定，从而生出六气，用它的五行，形成五种气味，发散为五种颜色，章显为五种声音。”注疏解释说：“声音的清与浊，可用五种符号来表示，圣人因为它有五种，所以用五行来分配，土表示宫，金表示商，木表示角，火表示徵，水表示羽。”又记载：“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注》：“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色备，谓之繡，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已把五行与五色、五味、五声等相配合。

把五行和五色相配合而与黄帝发生关系的记载，在邹衍以前已经不少，这里至少可以举出三种这样的记载：

首先是《墨子•贵义》：“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

次其是《孙子兵法》残简有“黄帝伐赤帝”篇孙子曰：〔黄帝南伐赤帝，……〕东伐□帝。……北伐黑帝，……西伐白帝，……已胜四帝。大有天下。”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10月出版 P 101）

按：“东伐□帝”，所残缺之字当为“青”字。黄帝已见于《孙子兵法》，早于邹衍是无疑的，且已经五色与五方相配，联系到《墨子•贵义》看，早于邹衍是肯定的。《孙子兵法》残简，(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该简记述了黄帝，南伐赤帝、东伐青帝、西伐白帝、北伐黑帝，从而“已胜四帝，大有天下”的故事。

（参见胡家聪：《从〈管子〉看田氏齐国崇奉黄帝》载《中国史研究》1990年4 期P 132）

第三是《管子•幼官》已有五色配五行：“五和时节，君服黄色，味甘味，听宫声，治和气，用五数，饮于黄后之井，以保兽之火爨。”

“春……君服青色，……”

“夏……君服赤色，……”

“秋……君服白色，……”

“冬……君服黑色，……”

除此之外，还有关于五色、五彩、五音、五味、五脏的许多记载：

《书•益稷》：“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

《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五地，即五土。《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十三年：“令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注》：“色谓其黄、白、青、黑之类”

《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居闻越王元常使欧治子造五枚，……一名湛卢，五金之英，太阳之精。”按《汉书•食货志》上：“金、刀、龟、贝。”《注》：“金谓五色之金也，黄者曰金，白者曰银，赤者曰铜，青者曰铅，黑着曰铁。”

《周礼•天官•疾医》：“以五气、五声、五色眂其死生。”

《书•皋陶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传》：“五服：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异，所以命有德。”

关于五味配五脏，《管子•水地》说：“五味者何?曰五藏。酸主脾。咸主肺，辛主肾，苦主肝，甘主心。”

这些材料充分说明五行与五色相配起源较早，黄帝并非邹衍最早编造出来的，更不是邹衍最早把五行与五色相配才产生了黄帝。但是邹衍的学说，与黄帝确有关系，与黄老之学确有共同之处。

就阴阳家的思想来源而论，邹衍的学说也确与黄帝有关。

《管子•五行》说：“昔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钟，……五声既调，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史记•历书》说：“盖黄帝考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馀，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这里把五行的产生归功于黄帝，等于说黄帝是阴阳家的创始人，黄帝与阴阳家本来是一回事，《汉书•艺文志》五行类著作中有《黄帝阴阳》二十五卷，《黄帝诸子论阴阳》二十五卷，认为这些著作“其法亦…… (渐也)以相乱。可见黄帝与阴阳家是有密切关系的。”这种说法证实了阴阳家与稷下的黄老之学都为着一个目的，即为田氏政权的合理性与当为天子制造舆论。

阴阳家确是与历法有密切的关系。《汉书•艺文志》说：“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受民时，此其所长也。”此据《尚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明星辰，敬授天时。”《传》所言“世掌天地四时之官，”是因为羲和二氏之祖先重黎就是管理天地四时的官。《尚书•吕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疏》：‘羲是重之子孙，和是黎之子孙，能不忘祖之旧业，故以重黎言之。”《国语•楚语下》：“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吕刑》所谓“绝地天通”，实是指巫的职能。即能沟通人与天神的关系。而巫即是史。由此看来，阴阳家之学确是渊源于史。娄良乐《管子评议》第935—936页引载君仁《大陆杂志》第三十七卷第八期《阴阳五行学说究原》也有类似的主张。我们知道，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如此说来，阴阳家与老子思想有相同之处，这就不奇怪了。

三、齐闵王欲“为东帝”以及帝制运动

齐闵王即位后，国力强盛，《史记•乐毅列传》说：“齐闵王那时侯，齐国很强盛，南边打败楚国相唐昧于重丘，而抗拒三晋（魏）于观津，又和三晋（魏）共同攻击秦国，并帮助赵国灭了中山国，又打败宋国，扩展土地上千里。”

当时秦自立为西帝，使魏冉致东帝号于齐闵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有关于齐闵王３６年，齐为东帝，秦为西帝的记载。即公元前２８８年，秦昭王要为西帝，担心齐国强大而派使者魏冉致帝号给齐闵王，齐闵王于是称东帝。后来，齐闵王接受苏秦的建议，去掉帝的称号，只称王，于是秦也去掉帝的称号。

应该说齐闵王的前期，国力仍然相当强大。《盐铁论•论儒》说：“齐闵王继齐威王、宣王之后，不断向外扩张，南边攻下楚国准北之地，北边兼并宋国，威摄泗水流域十二诸侯国，西面攻伐三晋，对抗强秦，使五国服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都表示称臣。” 齐闵王讨伐宋国，宋王出逃，死在温。齐闵王进而灭宋。 这便使得诸侯们都感到恐惧。

可见齐闵王比齐宣王在帝制运动中更为积极，而成为帝制运动的主要人物。他足以和强秦抗衡。而邹衍的学说，正是为齐宣王、闵王新的统治所设计的政治方案。因此他的学说受到齐宣王、闵王的重视。（《史记•封禅书》说“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五德之运。”有误，当不及齐威王，而是在战国后期。）当时邹衍36岁。

苏秦为了对付齐国，蘇秦說燕昭王：先使齐闵王的强大引起了秦的注意，苏秦让秦王相信燕赵相是信秦国的，从而在公元前288年提出：“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立三帝从而可以号令諸侯。”的战略计划。他分析说：“如果韓、魏不聽，則就由秦国讨伐他们。如果齊国不聽，則就由燕、趙讨伐它。这样天下没有人敢于不聽号令的。天下服从，因而使韓、魏去攻打齊国，这就可以让齐国返还宋国的土地，归还楚国的的淮北之地。这对于燕、赵都是有共同利益的。并立三帝，也是燕、趙的共同愿望。燕、赵實际得利，又得帝号，燕、趙当然会抛棄齊国就象丢掉破鞋一样。反过来说，如果燕昭王不实施此计划，就会使齐闵王成功称霸。各諸侯国都拥戴齊闵王，你燕王敢不服从吗？你既服从于齐闵王，当然名分就卑微了。你燕王不接受燕、趙的帝号，名分卑微而國家就会危难；你燕王如果接受帝号，就会名分尊贵而國家安寧。若是除去尊贵安寧而接受卑微与危难，有智慧的人是不会干的。秦王要是听到这翻道理，一定会同意讨伐齐国的。这对燕国来说是得到上等的外交，得到真正的利益，可以说得上是圣王所从事的事业。”燕昭王正打算积蓄力量以报齐仇，于是同意了苏秦的计划并加以重用，加紧伐齐的各种准备。（《戰國策》卷二十九•燕一）（《史记•苏秦列传》，《战国策•燕策》都说是苏代，实误，应据《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更正为苏秦。）

从上面苏秦的建议分析，所谓并立三帝的计划是为了燕昭王报复齐国的仇恨而提出来的。它西面让强盛的秦国相信燕赵无异心，拉拢赵、魏，孤立齐国。然而齐闵王并不知情，他在灭宋以后，便作起当天子的梦来了。对燕昭王的复仇计划全然没有放在心上。齐闵王因胜利而充昏了头脑，变得十分骄暴，

齐闵王在军事上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他仍然大规模对外用兵，其他方面则弃而不顾，消耗了过去的积蓄，所以使老百姓不堪忍受，人民罷弊不堪，齐泯王却自以为是，稷下先生们多次规谏，但他根本不听。《战国纵横家书》第八章苏秦说齐闵王刚愎自用，只要“独断”而不要“兼听”。不仅如此，还对稷下先生十分怠慢，物质待遇也大为下降，以致使一些稷下先生穷困潦倒，由于这种情况，稷下先生纷纷逃散，《盐铁论•论儒》记载，“慎到、捷子逃亡在外，，田骈跑到薛国，而荀子到了楚国”。 《吕氏春秋•正名》记载，尹文“逃走到毂（今山东东阿）进而到卫（今河南濮阳一带）”。

不仅如此，而且齐闵王还滥杀大臣，杀了狐爱、陈举、司马穰苴（《战国策•齐策六》）因此“内无良臣”。齐闵王在外徒有虚名，齐国内部危机四伏，他的失败是注定了的。齐闵王灭宋的胜利之后，没有风光多久，据《戰國策》记载，燕昭王任令乐毅为上将军，帅领燕国与秦、楚、三晋的联军讨伐齐国，齐国节节败退，齐闵王逃走在外，燕兵紧追不放，临淄城被攻占，燕军将齐宗庙的祭器宝物强掠一空，又焚烧其宫室、宗庙。齐泯王被淖齿所杀。燕军接连攻下齐国72座城市，只有莒与即墨两城未被攻克。正如刘向《新序•杂事》所说：“齐闵王昏庸愚昧，……以致于造成国破家亡。”燕国的联军打破了齐闵王的“王天下”的美梦，邹衍为齐国设计的明堂制度，没有来得及在齐国施行。

虽然有赖于田单火牛阵进行反攻，重新又夺回了失地，但是新继位的齐王建思想保守，毫无进取之心，稷下学宫只苟延残喘而已，已经没有什么生气，而有名的稷下先生则跑到秦国去了。齐王建的相国后胜嫉贤妒能，拒绝批评意见，而为秦国间谍所收买，“不修攻战之备”，因此使秦对齐的远交近攻战略得以实现，韩、赵、魏、楚、燕等国被秦先后各个击破，而到前221年，秦国攻齐，齐不战而降，齐王建被俘，齐国最后亡于秦。这个结局确实是邹衍所难以预料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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