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吴光《我的"民主仁学观"》

知识论坛（6）2008.2.1.第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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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吴光《我的"民主仁学观"》

我在1999年7月提交在台北举行的第十一届国际中国哲学会"跨世纪的中国哲学：总结与展望"学术研讨会的论文《从仁学到新仁学：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儒学》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民主仁学"的概念，本文特作进一步的阐述。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元化与价值观念趋同化

当前，我们正在走向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有人认为，所谓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化"，甚至是"美国化"，可谓大谬不然。我所理解的"全球化"时代，是一个科技成果共享、信息资源共用的时代，是全球经济市场化的时代，是政治多极竞争而能和平共处、文化多元互补而且和谐发展的时代，是人类核心价值概念日益趋同的时代。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仁爱、人本、和谐、诚信等价值概念不再是西方文化或东方文化的专利，而日益成为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

儒学如何完成现代转型问题，颇受关注

传统儒学是合政治、伦理、道德三位一体的道德人文主义哲学，从孔孟原创儒家到清末洋务派儒家，其基本思想模式是"以仁为本，以礼为用"的二元一体结构，在本质上是以"内圣成德"为目标的道德仁学，其核心价值观念是"三纲五常"，"三纲"是伦理之"礼"，"五常"是以道德之"仁"为核心的根本之德。传统儒学在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中面临西方自由主义文化与马列主义式社会主义文化的严重挑战与思想批判，也暴露了它在人文领域过分崇尚道德权威和纲常名教的局限性，迫使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的儒家思想家们对儒学的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进行全面的审思，并在吸收外来优秀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转型与创新。这项转型与创新工作是从康有为、谭嗣同建立变法维新的新仁学开始，而为现代与当代新儒家所继承与发展的。其基本特色是以儒家道德人文主义为基础，引进非儒学(主要是西学)的思想资源以充实与改造传统儒学的理论体系。谭嗣同"融古今中外思想于一炉"的尝试，马一浮的"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新经学理论，冯友兰"接着讲"宋明理学的"概念游戏"，牟宗三"本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坎陷"，杜维明的"文明对话"理论，成中英的新本体诠释学，等等，都是儒学现代转型中"援西学入儒"或致力于"西、儒对话"的理论创新尝试。

儒学核心价值观的现代性与民主仁学的思想模式

儒学在以往历史中尽管不断遭遇挑战与批判，但其核心价值概念却经受住了历史变革的洗礼而历久弥新、与时俱进。在我看来，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念即是以"仁"为核心而以仁爱、人本、和谐、诚信、中庸为基本范畴的仁学理论体系。

"仁爱"是以"人本"为前提条件的。"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就是以人为本，尊重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强调普遍的仁民爱物精神，由此而发展出从民本走向民主的人文精神(如黄宗羲、张岱、康有为、谭嗣同)。"和谐"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社会、人与人的共生、共处、共荣的精神。"大同"理想，实质上是提倡"多元和谐"的"太和"社会理想。"太和"，就是最高的和谐境界。"诚信"体现了实事求是、尊重客观实际和守信、守礼、守法的精神。"中庸"，就是"用中"，即推行"中道"，不走极端，体现了公正、务实、协调的精神。

显然，儒学的上述核心价值观念与现代价值观念并非格格不入，而是可以接轨、可以融合并能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其重要指导作用的，它本身就可以作为现代价值观念继续存在并发挥影响，因而具有现代性。

但传统儒学及其核心价值观不可能一成不变地融入现代社会并发挥其指导作用，而必须进行根本性的理论改造与转型，其用要变，其体也得变，既要变器，也要变道，应当成为适应全球化潮流、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的新体新用的新儒学。这个新体新用的新儒学的发展方向，在我看来已不再是"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理气心性之学，而是融合了中西文化核心价值观念的新仁学――民主仁学。民主仁学的基本思想模式是"民主仁爱为体，科技法制为用"。在这个新仁学思想模式中，传统儒学的等差式仁爱观念转型为以人为本、主权在民、人人相爱的"民主仁爱"观念，它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核心价值观，而科技文明的新成果成为造福人类的工具，人们的社会生活将遵循着法制轨道有序地发展进步。

民主仁学的基本特性

在"民主仁学"的理论架构中，"民主仁爱"并非仅仅是一种工具、一种"外王之用"的制度，而首先是一种人生的、社会的价值观，一种根本性的精神，一种普遍的道德理性，简言之是道之本体。这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的那点东西。所以，道德理性是民主仁学的根本特性。其次是人文性，这是对传统儒学人文精神的继承。民主仁学的终极关怀，是人的生死存亡，它以解决社会人生问题为根本任务，十分重视社会的安定和谐，重视人民的安康幸福。再次是实用性，即重视实践、经世致用的特性。最后是开放性，即坚持多元和谐、改革开放的特性。

总之，我认为，全球化时代的儒学应当是继承传统、服务现实、面向未来的新儒学，是坚持多元和谐文化观的民主仁学。

(作者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浙江省儒学学会常务副会长)

（责任编辑：王苗(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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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理论周刊责编 请转

吴光先生：

2008年1月14日的"理论周刊"上发表了吴光先生的一文《我的"民主仁学观"》。总的看来算得上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但是有严重的误解和误导，必须紧急纠正。

吴先生把"三纲五常"作为孔孟儒学的核心价值观，这是大大地错了！而不是小错。二千多年前的孔孟圣人是绝对不会答应的。这也正是"五四"运动以来，人们误把孔孟儒学列为为封建专制主义服务的理论，因而必须"打倒孔家店"的主要理由。

所谓"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40年起），以董仲舒为首的一批御用学者们为了巩固封建专制体制，以"天命"和"阴阳术"的观念，篡改了孔孟儒学的本意而提出的。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论"，论证了"君权神授"的不可抗拒性，他首先把诸神都统一为"天"，然后称"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这就把帝王的地位牢固地建立在"天意"之中了。

然后又以中国的"阴阳五行说"，确立了"纲常"理论，曰："天数右阳而不右阴"，是说上天始终把阳作为主导地位，把阴作为次要的附属的地位，接着他又说："君臣父子夫要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这就把阴阳相对的互为依存的关系，篡改和强化了社会伦理关系。后来的汉章帝主持召开"白虎观"会议，正式地定为天下必须遵守的"三纲"之说。

在这"三纲"的条件下，孔孟儒学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也就成为服务于帝王专制主义的思想体系了。

到了宋代，孔孟儒学又进一步被异化变质，把封建专制主义定下的各种规章制度都神化为"天理"，朱熹认为：人的感性欲念起灭无常，如果不加控制，任其自然，就会流恶于社会。因此又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而孔儒的本意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要求各自尽到自己的职能和礼仪，"君使臣以礼，臣使君以忠"、"父慈子孝"等等。

因此，董钟舒的"独尊儒术"的本质是异化了孔孟创立的儒学。后又加上宋代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以及"男尊女卑"等等，这就与"以民为本"、"仁爱奉献"为本质的儒学，背道而驰了，完全异化变质，成为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封建"道统"了。

"五四"运动的激进主义者们，并没有认真研究孔孟儒学的本意，又强加为"吃人的礼教"。这些误解一直延续至今。

吴先生作为省级儒学研究会的领导人，时至今日仍把"三纲"之说认为是儒学的核心价值观。令人十二分遗憾！

老年读者：

张 纯 良

2008年1月14日

孙开泰按语：

skt95 关于此问题的讨论很有必要。2008年1月14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发表吴光《我的"民主仁学观"》，认为传统儒学其核心价值观念是"三纲五常"，"三纲"是伦理之"礼"，"五常"是以道德之"仁"为核心的根本之德。张纯良老先生特发出《请紧急纠正》指出：吴文总的看来算得上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但是有严重的误解和误导，必须紧急纠正。吴先生把"三纲五常"作为孔孟儒学的核心价值观，这是大大地错了！而不是小错。二千多年前的孔孟圣人是绝对不会答应的。这也正是"五四"运动以来，人们误把孔孟儒学列为为封建专制主义服务的理论，因而必须"打倒孔家店"的主要理由。所谓"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40年起），以董仲舒为首的一批御用学者们为了巩固封建专制体制，以"天命"和"阴阳术"的观念，篡改了孔孟儒学的本意而提出的。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论"，论证了"君权神授"的不可抗拒性，他首先把诸神都统一为"天"，然后称"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这就把帝王的地位牢固地建立在"天意"之中了。然后又以中国的"阴阳五行说"，确立了"纲常"理论，曰："天数右阳而不右阴"，是说上天始终把阳作为主导地位，把阴作为次要的附属的地位，接着他又说："君臣父子夫要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这就把阴阳相对的互为依存的关系，篡改和强化了社会伦理关系。后来的汉章帝主持召开"白虎观"会议，正式地定为天下必须遵守的"三纲"之说。在这"三纲"的条件下，孔孟儒学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也就成为服务于帝王专制主义的思想体系了。······朋友们再回头来看看拙文，敬请批评指正。

知识论坛（3） 2006.12.1.第62期

▲▲孔子评价与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关系

史学界对孔子评价与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关系问题，有三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就是批判孔子。不能"把孔子和历代孔子崇拜者说成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持这种意见的同志认为："孔子和历代孔子崇拜者，思想表现确有差异，但那是同中之异，就是说二者在根本上没有原则区别。这个共同

点，或者说二者相同的实质，就在于他们的思想和行动，都把三纲说当作出发点和归宿"。而这种"三纲"说，"更适合封建专制制度的需要"。（蔡尚思：《孔子和历代孔子崇拜者的关系问题》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一辑）所以就导致了批封建专制主义就是批孔的结论。第二种意见认为："不可把春秋时期作为教育家、思想家的孔子和尔后被儒教奉为教主的孔子混为一谈。说孔子必须打倒是不对的，说儒教应该废除是应该的。"（任继愈：《论儒教的形式》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一期）第三种意见认为："孔子要平反，孔家店要打倒"！这种意见认为，"孔家店"不包括孔子，而是指"那样封建统治者和反动派"，

以及那些"冒充孔学正统的僵化教条之类的东西"。（严北溟：《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1期）我赞同第三种意见。第二种意见，虽然把孔子和儒教的教主孔子区别开来，不同意打倒孔子，只主张废除儒教，但是我不敢苟同"儒教"之说。我认为，应该把正确评价孔子的问题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问题有所区别。评价孔子的问题就是评价孔子的问题，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问题就是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问题，两者不是一个问题，不能等同看待。当然不能完全排除两者有一定的联系，如果将两者等同起来，就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就不能恢复历史上孔子的真面目。就不能推倒在批孔运动中"四人帮"和加给孔子的诬蔑不实之词，就不能使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得到昭雪。同时也不利于真正搞好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正确的办法是认真深入地研究孔子，分清哪些是孔子本来的思想，哪些是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歪曲改造过的孔子思想，还孔子以历史的本来面目，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对孔子进行正确评价。

据上述我们知道，封建专制主义的骨架是"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封建专制主义的形成与"三纲"的提出是有根本联系的。那么，孔子 和"三纲"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否认，孔子说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为忠"。（《论语·八佾》）"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民以从之矣"。（《大戴礼记·哀公问孔子》）

"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也，有道，妻也者，亲之主也，也不敬也（■）？"（同上）"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但是，我们认为，孔子说的"君君、臣臣"，"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为忠"，并不是三纲中的"君为臣纲"。孔子无非是说，君要象君的样子，臣要象臣的样子。君使用臣要按礼的规定，

臣对君应该忠诚，这里讲的君臣关系是相对的。孔子所说的"君臣严"正是上述的意思。不是臣绝对服从君。与后来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显然是根本不同的。"父父、子子"，这里是讲父子之间的关系，父要有父的样子，子要有子的样子。具体地说是"父子亲"，根本没有子绝对服从父的意思，更没有象后来所说的"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荒谬说教。至于"夫妇别"，只不过是服饰上的区别而已，而夫妻之间则是夫敬其妻，道理很简单，因为妻子是养育子女的承担者。这怎么能不敬呢！至于"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话当然是应该批判的，但还谈不上为夫为妻纲。

"三纲"既然不是孔子提出的，那末，是谁提出的呢？"三纲"的基本内容最早是法家韩非提出的。见于《韩非子·忠孝篇》："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这里，韩非把臣、子、妻对君、父、夫的从属关系作了肯定，并把三者的顺逆看成是天下治乱的"常道"。这就有了"三纲"的基本内容。加上韩非的法、术、势的主张，才使封建君主专制的理论基本上形成了。

为什么到韩非之时才提出"三纲"的基本内容呢？我们要从时代的需要来进行分析。孔子处在春秋末期，这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动乱时期，那时，周天子大权旁落，大夫、诸侯、家臣掌握实权。孔子虽然有大一统的思想，但是当时统治者纷纷都在争权夺利、客观上社会还不可能统一。孔子的主张难于为统治者所接受。由于社会还没有封建专制主义的迫切需要，因此就没有可能产生这种思想。孔子虽然提出了安定统治阶级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思想，但是，这些还没有成为"三纲"说，还达不到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高度。也就是说，孔子这些思想不能称为封建专制主义。如果说三纲思想"导源"于孔子，这说倒不无道理。但这并不等于"三纲"就是孔子所提出来的。

到战国时代，封建诸侯已经建立了封建政权，并进行了改革。但是，在战国时代，封建兼并战争十分激烈，统一的局面到战国末才形成，因此封建专制主义在战国初、中期还没有形成。生活在战国中期的孟子，也有"定于一"的大一统思想，但他在君臣关系上比孔子还要显得民主一些。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孟子认为，国君若不尽其职，与臣同罪。国君若不行"仁政"还可以流放，如伊尹"放太甲于桐"。（《孟子·尽心上》）孟子还认为，杀昏暴之君不叫杀君，而叫"诛一夫"。（《孟子·梁惠王下》）可见，孟子没有"君为臣纲"的思想。当然，孟子继孔子而倡导孝道，但也没有"父为子纲"的提法。更没有"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意思。孟子在夫妻关系上，有点强调夫的地位，他想休妻，被孟母批评而止。《列女传》和《韩诗外传》都记载了这件事。《荀子·解蔽篇》说："孟子恶败而出妻"，这是说孟子确实是休妻了。即使如此，也不能说他提出了夫为妻纲。总之，在战国中期，国家分裂，兼并战争频繁，还没有具备统一的条件，不可能完整地提出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来。

只有到战国晚期，秦统一六国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在客观上有此需要，荀子已经有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到他的学生韩非才产生了"三纲"的基本思想。

虽然在今天看来，封建专制主义是十分坏的，但是在战国末、秦初之时，还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不过，同时也应该指出这种思想的残暴性。秦始皇主要就是用的韩非思想，即法家思想。当然也用一些儒家思想。但是，他焚书坑儒，企图用毁灭文化的办法来加强其封建专治统治。他残酷镇压和大兴徭役，使农民不堪忍受而很快暴发了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结束了秦王朝的短暂统治。

汉初，由于多年战争，使生产遭到破坏，以至"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史记·平准书》）这时，客观要求社会安定和发展生产，否则社会将无法维持下去。这样，"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黄老思想就适应了当时的社会要求。但是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的安定，地主阶级政权巩固和加强了，黄老思想就不适合当时统治者的胃口了，到汉武帝时董仲舒就总结了韩非的思想，又改造孔子的思想，并把他加以神化，而正式提出了"三纲"。

董仲舒在论及君臣、父子、夫妻的关系时说："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春秋繁露·顺命》）他把君臣、父子、夫妇三者的关系，上升到天命的高度。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春秋繁露·基义》）"三纲"就这样提出来了。"三纲"一经提出，就成为封建社会善恶的主要标志，凡是维护"三纲"的就是善，反之就是恶。董仲舒说："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到西汉末，《礼·纬·含文嘉》才把董仲舒的"三纲"说表述为 "君为臣纲、父子子纲、夫为妇纲"。董仲舒认为"三纲"的主从关系是不可改变的。臣要绝对服从君，子要绝对服从父，妻要绝对服从夫。这是由天定的。这样"三纲"就成为封建专制主义神圣化的宇宙法则。从此，封建专制主义才奠定了完整而牢固的理论基矗因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

可见地主阶级找到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加以改造和神化，作为本阶级的统治思想，是经过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的。以后的封建王朝，又都根据各自的客观需要，改造孔子思想，到宋代的朱熹，"三纲"便被天理化了。

之后更有"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教条，"三纲"的内容更加腐朽，封建专制主义越来越反动。因此，春秋末期的孔子思想，就与各代封建王朝经过改造的孔子思想，不大相同了。

但是，蔡尚思先生认为："礼教是孔子思想的核心；神学化、天理化的三纲，又是礼教的核心"。（《不宜抬高孔子--评匡严明的〈孔子评传〉》载《书林》1986年月1期）这就把春秋末期的孔子思想和孔子死后韩非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董仲舒的神学化的三纲和朱熹的天理化的三纲完全混淆在一起，说这些构成了孔子

思想的核心。要孔子为他死后的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改造孔子思想的一切后果负责，这未免太不实事求是了。孔子的思想就是孔子的思想，它是春秋末期社会生活的反映；韩非的思想就是韩非的思想，它是战国末期社会生活的反映；董仲舒的思想就是董仲舒的思想，它是西汉社会生活的反映；朱熹的思想就是朱熹的思想，它是南宋社会生活的反映。我们不能把韩非、董仲舒、朱熹等人的帐，一股脑儿都记在孔子头上。

总之，我们认为，孔子在春秋末期并没有提出"三纲"，他一生很不得志。而孔子成为封建社会的圣人，这是他死后的事，我们不能把孔子死后发生的事情的责任强加在孔子身上。当然，我们并不认为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与孔子毫无关系。但是，把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与批孔完全等同起来，或者说批孔的要害是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们主张"百家争鸣"，对孔子进行认真研究，各种不同意见，都可以畅所欲言。但是，我们反对打棍子的办法，不能因为需要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就用这根棍子来打孔子。我们研究孔子，应该首先客观地弄清孔子的本来面目，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只有这样，才谈得上批判地继承孔子思想这份祖国文化的优秀遗产。

《孔子思想研究文集》

山西省孔子学术研究会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8年7月第1版

（字数4150）

注：此篇中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不需重新认识。女子与男子相对而言，指男女性的区别，君子与小人相对而言，是指伦理道德上的区别，这里并无轻重之分。只是从道德伦理上君子与小人是不同的，不能说孔子对所有的妇女都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