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陈书仪《管子大传》

____兼就若干学术意见与作者商榷

孙开泰

《管子研究》2008年第1期 《管研争鸣》

过去我见过一位青年人写的《管子传》书稿，数量与质量都很不滿意，未能正式出版。经多年以后，陈书仪老先生的《管子大传》，洋洋30万言，实为壮观，应该说是一部研究《管子》的一家之言的著作。

陈书仪先生与已作古的王德敏先生是《管子学刊》创刊的两位元老，我与他们是因研究《管子》与齐文化而相交二十多年的好友。老朋友的大作要请我写序，当然不能推辞。我老老实实地看完了先生的大作，以第一个读者的身分，如实地谈一些感想与意见。

我认为陈书仪先生的《管子大传》确是对《管子》研究进行全面总结的论著：对管仲其人生平事迹，《管子》其书与管仲其人的关系，以及后人对《管子》的研究，都做了多角度的深入的研究。

能做到这些确实十分难得。陈书仪先生把管仲其人与《管子》其书分别论述，再论述管仲的重要事件与编年。这三大块的框架结构的设计，其主观意图是好的，是想将管仲与《管子》两者严格区分，不要把管仲其人与《管子》其书相混淆。这种格局也起到了相当的作用，让读者开卷即明了作者的良苦用心。

在对《管子》诸学术问题的论述上先生有不少独到的见解。比如在论轻重理论不传后世的原因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他根据梁启超《管子评传》对此问题的意见，认为：在正统的儒家看来，《管子·轻重》理论是离经叛道的理论，在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确立以后，这种理论自然就不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了。他同时指出，《轻重》"理论本身有严重的缺点。《管子》轻重理论虽以商品经济为研究对象，但理论的提出者并不是站在发展商品经济上研究商品流通，而是站在封建国家的立场上为国家控制商品流通而构想理论。国家控制商品流通目的有二，一是限制商人兼并，二是获取财政收入。·····管子的"轻重"理论实际上重视的是第一个目的。为了实现第二个目的，国家成了物价剧烈波动的制造者和正常商品流通的破坏者，这样做，不仅不能有效地抑制兼并，国家反而成了最大的兼并者。

《管子》轻重理论的严重缺陷还在于：国家控制商品流通和物价的能力，使经济规律成为政治权力的附庸，听任政治权力的摆布。这样就很难使人们把它当作有价值的理论看待。这是时代的局限，我们不能要求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管仲，在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社会环境中，提出一套完整的轻重理论，他能做到这一点就很难能可贵了。"

同时，陈书仪又对《管子·轻重》影响而形成的轻重学派给予很高的评价：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管仲是"轻重学派"的鼻祖，我国古代第一位学识渊博的"轻重"理论家。······如果抛开他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的狭隘性不谈，专就其所接触到的商品流通过程的各个方面去考察，那么，"轻重理论"的思想体系的周密性、运用的灵活性和对事物分析的深刻性，都是十分惊人的。它以我国封建社会中商品流通过程为对象，对我国封建时期的商品流通，作出了全面的理论概括。它总结了商品流通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分析封建国家利用政权力量来控制商品流通的意义和作用，这比欧洲十六世纪重商主义者威廉·斯塔福（William Stafford,1554-1612）、十八世纪俄国的罗蒙诺索夫（Μихаил Βаильеьч Ломонсов，1771-1765），甚至比被称之为"达到了成熟和登峰造极"程度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高明得多，先进得多；但《管子》成书的时代要比他们早2000多年。"

陈书仪先生对齐桓公、管仲霸业的评论也很得当。他说：

所谓的"霸"，郑玄说："天子衰，诸侯兴，故曰霸。霸，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由此可见，霸的出现，是春秋时期"天子衰，诸侯兴"的时代产物。"王室既不能复振，而中原之地，会盟征伐，不可无主，于是所谓霸者出焉。"这里的霸，还是霸主之意。

······简言之，管子的霸道思想主张以发展经济，壮大国力和武力征伐、扩张领土为手段来实现图强称霸进而统一天下为目标，并非只用武力征伐一种手段，还强调"以人为本"，"重视人才"这些王道手段。······对内实行以正治国，德、法并重；对外则尊王攘夷，以信服天下。所谓以正治国，就是"因民为政"，就是实行 "以人为本"，"宽政役，敬百姓"，"省刑罚，薄赋敛"，对百姓"爱之，益之，利之，安之"的政策，提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所谓德法并重，就是治理百姓一是要讲德，再是要讲法；既讲德治，又讲法治。这些评价对当代社会也是有借鉴作用的。

本书的国外《管子》研究可说是一大特色，其资料相当丰富，这是陈书仪先生多年从事这方面收集与研究的结果。

我们知道，《管子》其书，是战国时代在齐国稷下学宫，田齐政权实行"兼容并包"的学术政策，从而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产物。它反映了齐国那个时代的思想状况。因此我认为有三个问题在学术界还没有解决。

一是《管子》一书作者是谁？是管仲的遗著？是管子学派的著作？还是只有部分管仲的遗说，而大部分出自稷下先生之手？

陈书仪《管子大传》引《管子·轻重戊》管仲与齐桓公的对话，在时代问题上有可商榷者：

"齐国和鲁、梁两国是近邻，鲁、梁两国的老百姓平常好织绨。有一年，管仲突然劝桓公穿用绨做原料的衣服，并且下令大臣们一律穿绨料衣服。上行下效，齐国的老百姓也都赶时髦，很快穿起绨料衣服。一时间，齐国的绨供不应求，价格疯涨。管仲又下令商人，凡能运绨到齐国的都可以得到奖赏。这使鲁、梁的绨织业畸形膨胀，粮食产量急剧下降，粮价疯涨。齐国政府又拿出大批粮食，低价供应市常鲁、梁商人们到齐国卖绨贩粮，着实赚了一把。十三个月以后，一个收成周期已过，管仲一看时机成熟，又劝桓公不穿绨织的，而改穿帛制的衣服，这样全国老百姓都跟着改穿帛制的衣服，管仲又下令"闭关，毋与鲁、梁通使"，鲁、梁的百姓想到齐国来买粮也办不到了。又过了十个月，鲁、梁之地，饿殍遍野，即使鲁、梁之君急令百姓返农种粮，也为时已晚，粮食不可能一时就生产出来，于是鲁、梁的粮食价格飞涨，"籴十百"，而齐国市场的粮价很低，"粜十钱"，但闭关不准外运。就这样，前后经过了短短的"二十四个月，鲁、梁之民归齐者十分之六。三年，鲁、梁之君请服。"（《管子·轻重戊》）

这里所讲故事的梁为战国时的魏迁都大梁后之称，《管子·轻重戊》这篇中的梁并非管仲时代的。因此此篇只是假托管仲与齐桓公的对话而已。不可真以为是春秋的实事。很难说这篇是管仲遗著。（参见拙文：《<管子·轻重>成书当在战国时代》，载《管子学刊》2007年第2期）。类似的情况，读者应独立思想而下自己的判断。

陈书仪《管子大传》对《管子》书的研究，突出关锋林聿时的管仲遗著说，而对批判此说的胡家聪一字不提，我认为不够公平。

二是《管子》一书属法家，还是道家，或不是法家，也不是道家，而是杂家? 《汉书·艺文志》将《管子》列为道家。《隋书·经籍志》将其列入法家。其实用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列法家道家的要求衡量，《管子》都不符合。正如李学勤先生《齐国治国思想讨论会论文集序》所说："《管子》，《七略》在法家，《汉志》改入道家。实际管仲其人，与后来两家都没有学派的统系，《管子》书辑录著作的性质更属庞杂。" （载《齐国治国思想讨论会论文集》第1---3页《序二》，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 我认为，成书于稷下学宫的《管子》，内容庞杂，更是稷下"百家争鸣"的反映。那里有黄老之学的《心术》、《白心》、《内业》、《宙合》等篇；有阴阳家学说的《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侈靡》、《水地》、《地员》等篇；有属于兵家思想的《兵法》、《七法》、《参患》、《制分》、《地图》等篇；有属于儒家思想的《小称》等篇；有属于法家著作的《法禁》、《法法》、《霸言》、《禁藏》等篇。在《霸言》、《禁藏》两篇中有纵横家的纵横捭阖的权术思想；《立政·九败》有对包括墨家在内的诸家的评论，但不批评儒家。其实《管子》一书，应该是杂家，它对战国后期成书的杂家《吕氏春秋》的编撰有很重要的启发作用。

与《管子》属杂家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管子》一书是否为"管仲学派"所著？我认为杂家说更合符事实。杂家之说与齐政权的"兼容并包"的学术政策最为相合。托名管仲，是因为管仲的业蹟显著与学派性无关。"管子学派"是现代人加给的名称，仅从"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来论证管仲学派是不够的。"商管之法"相提并认，也不一定就肯定"商管之书"即都是法家著作。我以为"商管之法"的"管"，只是指《管子》之书，而非指管仲其人。（"商管之法"见于《韩非子》。）而该文引刘劭《人物志》称："建法立制，强国富人（兵），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刘劭的说法，明确把管仲认为法家，我认为是不妥的。大量的研究认为，《管子》并非管仲所著，而是战国时代齐稷下先生托名管仲之著。若说管仲是法家，则把三晋是法家的摇篮的地位否定了。这是不合符历史事实的。管仲的时代还谈不上有法家。就学术界的研究而言，除"评法批儒"时把管仲当法家之外，还很少有说管仲是法家的。主张管仲是法家先驱者是有的，如已故的应永深先生。

我认为先秦诸子中确实存在学派，如思孟学派，杨朱学派等，但与"管仲学派"并不相类，思孟学派、杨朱学派比较单纯，管仲学派则更为复杂。称杂家更合适。"管仲学派"的提法与三十年代金受申提出"稷下学派"有点相似。如今研究稷下之学的同志们都不再说稷下学派了，因为这样概括不了"兼容并包"的稷下学宫的各家各派，用稷下之学来概括更符合实际。当然这还是一个学术问题，大家还可以继续争鸣。陈书仪先生之说，亦是一家之言。

三是管仲生年的不同说法。陈书仪先生认为管仲生于公元前735年，而安徽省颍上县管子研究会 龚武：《论管仲出生于公元前723 年》，我认为，原则上还是本着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学术政策为好。他们的研究成果都是关于管子研究的成果，都受到学术界人士的重视，如还有不同的意见，也可发表，大家讨论。这样有助于学术的发展。

还有一个问题是管仲生平事迹有关的，即管仲是不是天下第一相?

《礼》："诸侯有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诸侯之大夫不世爵禄。公国孤一人，大国三卿皆命于（其君）[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国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 缪文远《七国考订补．秦职官．相》引《礼》："正卿当国，皆谓之相。"缪文远桉："春秋时代，大国始有卿，""又所谓孔子摄行相事。乃指行礼之相，非执国柄之相也。"（P2）战国时秦初置丞相。《史记》"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汉官仪》云："相国、丞相、皆六国时官。"是春秋时无此职。《论语．宪问》："子曰：管仲相桓公，"并非"为桓公相"；《史记．管晏列传》说管仲"相齐，"而并不是"齐相"。"相"，为相助辅佐之意。《盐铁论·刺复》："太公相文、武以王天下，管仲相桓公以霸诸侯。"这里的相，是辅佐之意，不是指"相国、丞相"。当时齐国是侯爵，即"次国"，按《礼》为三卿，二卿由天子定，一卿为齐侯定，管仲之卿位是齐侯决定的。因此齐国的政府体制是诸侯国的地方政府，不能说齐国的政府是中央政府，陈书仪先生说，"管仲任相后，首先是考察中央级的官吏"。我认为这里的相是辅佐之意。齐是诸侯国，管仲不能去考察中央级的官吏。否则齐桓公为什么要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呢？这样做，把当时的周天子放在何处？作为学术问题，我认为"只能由学术界自由讨论"来解决，"党对这类问不需要也不应该做出任何裁决。认真实行双百方针，提倡正常的气氛下进行各种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和辩论。""共同追求真理。"

还有一个问题，陈书仪先生认为："管仲的思想是开放的，法家、道家、儒家、阴阳家、兵家、农家思想，在他的言论中都有所涉及，管仲在世时，诸子百家各学派尚没形成独立门户，从这个意义上说，管仲可以称为中国百家思想之源。"这样评价就有待商榷。这里首先是陈书仪先生把管仲思想与《管子》的思想显然划了等号。我们知道，管仲之时王官之学只是开始下移，但诸子百家还谈不上什么要成为独立门派，而《管子》书中的"法家、道家、儒家、阴阳家、兵家、农家思想，"并非是管仲的思想。过高评价管仲思想是与历史实际不符合的。

总之，我认为在社会浮躁，许多人争相追名逐利的环境里，陈书仪先生能平心静气坐冷板凳许多年，著成《管子大传》一书，它给读《管子》一书的读者提供了很多方便，这应该受到学术界的欢迊。《管子大传》涉及的诸多学术界争论的问题，我想都该本着"百家争鸣"的学术政策来解决，不要急于下结论。如果这样，就必然会起到促进当今《管子》学术研究进一步开展的良好作用。

——孙开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