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子思想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其文化是多元的。孔子继承夏、商、周传统文化，整理六经，创建儒家。经孟子发扬光大，到西汉武帝时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逐渐形成兼容儒、释、道等多种思想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孔子被尊为圣人，其思想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它是在中国思想文化的肥沃的土地上孕育出来，而又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上处于中心地位，其影响直到今天。

二、孔子思想以非宗教为其特色

孔子思想与西方统治思想相比，后者大多带有宗教性质，前者是以非宗教为特色。《论语》明显反映这种思想：不说“怪、力、乱、神。”而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主张“敬鬼神而远之。”祭祀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是一种假设。不承认西方主宰世界的上帝，只重现世，否认来世——彼岸世界。因此儒学并非宗教。其无神论思想，在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

董仲舒主张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要把儒学变成宗教，使东汉谶纬迷信流行。但遭到王充等人的批判，儒学宗教化未完成。这就使宗教未在中国历史上居统治地位，未出现西方式的政教合一。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

儒学非宗教，历来西方人士也赞同。如利玛窦只把儒学看成“哲学学派”。桑戴克也认为孔子并非宗教领袖，未创立宗教，孔子思想抵制宗教在中国的影响起了巨大作用。

三、孔子与儒家思想的生命力

关于此问题从儒学的兼容性和适应性特点可以看出：前者表现为善于吸收各家优秀思想来充实自己；后者表现为根据社会变化，而改变形式来适应其需要，表现出很强的生命力。从儒学形成与发展的五个历史阶段，均可体现出来。

１、先秦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家：

孔子创建儒家，以“仁”为核心形成思想体系，重视道德修养，强调搞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各家更适应社会的需要。他主张统一，发展而成儒学的“大一统”思想，更加强了民族团结的向心力。其方法论是“中庸之道”，它并非不讲原则搞折中调和，而是要恰到好处。在教育上的“有教无类”主张，对后世有相当大的影响。还认为庶人如水，可以载舟、覆舟。这些在历史上都有积极进步作用。他反对暴政，要让人民生活得下去，这就需朝廷的官吏廉洁。孟子被尊为“亚圣”，继承发展了孔子学说，其“仁政”主张、“民贵君轻”论，影响深远。在哲学上尤其是“心性”论丰富儒家学说，对佛学与宋明理学有直接影响。荀子总结战国诸子百家，写出《天论》这样不朽的哲学篇章，贡献突出。先秦儒家思想在历史上的作用应予高度评价。

战国未，秦始皇用法家思想，以武力迅速完成大一统，但他“焚书坑儒”，使儒家受到沉重打击。他统一六国，是法家思想的胜利。但也暴露法家对农民残酷镇压一面。因而在短期内导致农民起义，最终使秦“二世而亡”。

２、两汉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以经学为特点的经学之儒：

儒家在汉代再度兴起，因为汉初，战争使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社会需要安定，黄老之学应运而生，成为统治思想。但随着生产恢复，社会秩序需要稳定，统治者从长治久安出发，经过七十来年，因董仲舒对儒学改造，吸收各家思想而形成新儒家，这才使汉武帝接受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反映了儒家善于改变自己，以适应汉代社会需要。

汉武帝时，生产发展了，疆域有所扩张，需要巩固政权，实现“大一统”，《春秋》公羊学在便成为其统治思想，董仲舒正是公羊学的代表。他是继孔孟后对儒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重要历史人物，对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起了支配作用。但他提倡符瑞、大讲灾异，导致东汉纤纬迷信盛行。经学中的古文经兴起，后由郑玄总结经今古文学。然而经学重文字训诂，十分烦顼，使得经学在迷惘中走向沉沦。

３、魏晋南北朝隋唐在玄学、佛学与道教盛行时期，与之并立和力争保持主体思想地位之儒：

三国、两晋南北朝针对经学的繁琐，玄学兴起，思辩哲学发展起来，佛教道教也盛行，使儒学处境困难，但仍能与之并立，力争保持其主导地位。佛教传入中国，很快被儒学所改造，禅宗即是以孟子思想改造出来的中国化佛教宗派。这说明儒学并不排斥外来文化，能够兼容并包，利用改造。隋唐时，佛教有大的发展。这时期儒学更多地转向民间，但封建统治者仍认为儒学对其统治不可缺少，而加以利用。但与汉代相比较，儒学是相对衰落了。因此韩愈深感儒家“道统”失传。

４、宋元明以朱熹、王阳明为代表的理学之儒：

残唐五代的战乱，冲击儒学的礼义道德。为适应社会需要，理学在北宋兴起。它维护儒家的“道统”，批判佛学、道教。但同时也吸收其思辩哲学，从本体论高度论证伦理道德的合理性，比先秦两汉儒学更为精致，且适应宋元明社会。其中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对理学开创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到南宋朱熹集其大成。他不仅在理学发展史上，而且对儒学与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发展都是有重大历史贡献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南宋陆九渊发展孟子思想，提出“心即理”的“心学”理论体系，强调“简易功夫”，针对程朱“性即理”的“支离”与“烦琐”流弊，打破“道学”中理学一统局面。但程朱“理学”仍是官方哲学，成为士子们猎取功名利禄的工具，而且日趋僵化，造成社会政治和思想的严重弊端，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因此明代王阳明发展陆九渊“心学”，提出彻底“心即理”的本体论，“致良知”的修养途迳，以达到“知行合一”，即“求理于吾心”，以达到“破心中贼”，进而“破山中贼”的目的。因此王阳明的“心学”，针对当时的社会危机，有很大贡献。

５、清代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以及戴震为代表的以实学与考据学为特点的考据学之儒：

明清之际的王阳明“心学”流行中出现空疏的流弊，而“实学”则是针对这种流弊而产生的。“实学”提倡“经世致用”，避免“空疏”。由于清政府大兴文字狱，使得逃避现实的乾嘉考据学兴起。他们着重音韵训诂之学，对古籍整理确实功不可没。然而钻故纸堆风气，对于社会进步殊少补益。因此晚清儒学又大倡“经世之学”，而清王朝腐败无能，使一部分儒者接受西学思想影响，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领导的戊戍变法维新运动和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儒学受到冲击与批判，宣传了“科学”与“民主”，但也有片面性的错误。“打倒孔家店”，把孔子与儒学及传统文化一概否定，但却未能达到目的。因为这种传统文化，经历几千年，有深远影响，很难抹灭。

新中国成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但孔子与儒学在“文革”中又受到严重打击，使其地位在人民心目中大大下降。其负面影晌导致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汜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不断纠正其“左”的错误，孔子与儒学也逐渐恢复其历史地位。

四、２１世纪西方国家面临的道德危机与孔子思想必将再度辉煌

随着西方社会的现代化，从１９世纪后半叶到２１世纪西方文化出现危机，并日趋严重，西方思想家转而求助於东方中国孔子思想智慧。但这并不是说“２１世纪是儒学的世纪”。

孔子思想可贵，在於其有许多具有普遍永恒价值的思想，在未来社会与世界所有国家中都适用。因此它具有世界意义。这些思想大略归纳如下：

１、 关于学习：“学而时习之、”“温故而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等。

２、 关于交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３、 关于“爱人”：“爱人。”即重视人。“泛爱众而亲仁。”认为“孝“，不只是“能养”。更重要的是要尊敬父母。

４、 关于道德修养：“过，则勿惮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仁即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５、 关于礼：强调“和为贵。”

６、关于环境保护：“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以上这些思想是中国的、也是世界文化的宝贵遗产。西方现代一些学者也认同儒学。法兰克福大学卫礼贤教授说：西国只知爱国，国之下缺家，国之上缺天下，非孔教无以弥补之。今后惟孔教中和之道，可致大同。牛津大学教授理雅各认为孔子是中国人中的中国人，是最好的和最崇高的身份代表着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儒学还传入朝鲜、日本、越南、以及西方许多国家。

现代西方文化因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导致怀疑上帝的存在，有‘上帝死了’之说。它动摇了西方文化的最高价值观念，产生信仰危机，出现海德格尔感叹“茫然无家可归”。这就动摇了西方文化的自主本体人价值观念，个人精神空虚，失去自信心。因此西方不少思想家转向东方文化中寻求解救其危机的办法。随着追求高额利润，而使道德滑坡，有人主张用孔子的道德学说，以医治西方社会弊病。（美）威尔．杜兰认为，“要医治由于知识的爆发、道德的堕落、个人及国家的品格衰弱，……实在没有比孔子的学说和教条这剂药方更好了。”

五、孔子与２１世纪中国新文化的创建

关于此问题与孔子和儒学有着密切关系。美籍华人窦宗仪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儒学“非常相近”，马克思的行动原则，未在西方实现，却在儒学支配两千多年的中国实现，是因为思想体系和制度的移植，要两者很接近才容易成功。他比较了马克思主义和儒家的基本哲理，认为“两者的基本前提非常相近，”不同的是前者以“斗争”为主，而后以“中和”为主。

关于中国未来社会的文化建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扎根，必然居指导作用的地位。而儒学不会独尊。儒学有其阻碍科技与生产的弱点，但是在处理人际关系，调节社会和谐，是儒学的长处，可以弥补马克思主义的不足。

他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借鉴。今天谈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我们赞成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对孔子与儒学进行批判继承，“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只有采取“批判地接收”的态度，才会有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当然我们同时还要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但又不是搞全盘西化。

(载［美］《侨报》2004年1月18日中国科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