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或合）”是中国的古老智慧，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大量相关的论述。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此语见于《论语·子路第十三·二三》。

不过，“和”的概念并非孔子首创，在他之前和之后的典籍中，有不少类似的论述，有的非常详细。杨树达的《论语疏证》（杨树达文集之十六，论语疏证，3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在此条后即引用了《左传》、《国语》等的相关文字加以说明。在《左传·昭公二十年》的文字中，晏婴赞颂了“和”，并反对与此相反的“同”。在上引孔子的语境中，考虑到“君子”、“小人”所分别具有的明显的正面、负面的意义，孔子与晏婴的立场实际上是一致的。晏婴以烹调为比喻，说“和”就好象用水火与各种调料来烹调鱼和肉的羹汤，多种材料的配合经过厨师“和之”，彼此“济其不及以泄其过”，使味道达到完美。在政治层面，晏婴认为，君臣关系也是这样的，那些只知附和君主的臣子是“同”而不是“和”，没有了“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的过程，就是“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国语·郑语》中史伯的话十分类似，可能对晏婴有所影响。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所谓“和实生物”，是“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样，五味才能满足人之食欲，四肢才能保卫身体，六律才能愉悦听觉，如此等等，才是“利之至”。相反的，是“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

《申鉴·杂言上篇》也记载：君子食和羹以平其志，纳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夫酸咸甘苦不同，嘉味以济，谓之和羹；宫商角征不同，嘉音以章．谓之和声；臧否损益不同，中正以训，谓之和言；趋舍动静不同，雅度以平，谓之和行。

关于君臣“同”的坏处与“和”的好处，《论语疏证》还引用了《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篇》“群臣无不一辞同轨乎季孙”、《史记·秦本纪》赵高指鹿为马、《汉书·孙宝传》孙宝反对“每有一事，群臣同声”的文字加以说明。

我们之所以说“和而不同”是一种智慧，是因为其既充分尊重了“不同”这一客观事实，又具有“和”的长远眼光，这种对现实和理想的兼顾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论语·学而第一·一二》说：“礼之用，和为贵”。我们知道，“礼”是一种等级制度，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当然，无论是封建等级还是皇权专制制度下的等级，都是今天的我们所反对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与人是有区别的，无论是性别、人种、年龄这些自然差别，还是饮食习惯、审美取向这些文化差别，人群之间、个人之间的差别总是存在的。即使是在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的今天，由于人们所生活的地域、气候的差别，更由于文化的积累，人群之间的差别虽然在某些方面有所减少，但是，这一减少并不是全面的，甚至也不是不可逆转的。比如，中国人现在已经比较能够接受汉堡、可乐等等“洋快餐”，但绝大多数人的饮食习惯仍是大米白面和炒菜。又比如，随着全球化而成为强势语言的英语在其传播过程中并没有保持铁板一块式的“同”，而是从其他语言中借用了大量的词汇，据语言学家统计，英语词汇的75％都是外来词。而大多数中国人所熟悉的“英语”，其实根本就是“美语”，或曰“美式英语”，它与“英式英语”仍是有所不同的。这说明，在“同”发生的时候，“不同”往往也在发生着。当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并将带给人类一个个奇迹。今天的我们根本无法预见，明天，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否会把人类社会变成完全的“同”。但是至少可以肯定，只要一个个个体的人还存在，人类社会就不会是完全的“同”，“和而不同”的智慧就仍然有效。

在“和而不同”的语境里，“不同”的意思，其实是“不能、不应该雷同”，这就是对上述“不可能雷同”的事实的尊重，要求、或盲目相信“不可能雷同”的事物雷同，就会制造出难吃的食物、难听的声音，国君的决策也就很难正确。

进一步而言，注意到“不同”这一客观事实还不太难，难得的是对“和”的理念的坚持。人与人之间的不同经常会导致斗争，这种斗争也能推动社会进步，但是如果斗争的形式过于激烈，就会造成物质、精神方面的重大损失，这无异于社会的短暂倒退。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改朝换代经常以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战争为代价，这对于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宝贵的文物、文化典籍等等都是极大的破坏，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和”之可贵。孔子们远在两千多年前就能提出“和而不同”，反映了思想者的远见卓识。以孔子为始祖的儒家学派一直在保护封建等级（以及后来的皇权专制等级）制度的前提下提倡阶级调和，要求统治者对劳动人民做出一定的让步，固然也是为了统治者的长远利益打算，但在客观效果上，还是有利于整体的“和”以及各方面力量的“多赢”的。

二、“和而不同”的哲学基础 在中国的上古时代就能产生“和而不同”的智慧，这并非偶然。中国文化早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天人合一”的智慧。学者李泽厚将其通俗地表达为“一个世界”。我们认为，正是由于“一个世界”，“不同”的事实才能和“和”的理想逻辑地连在一起。下面以西方文化中的“两个世界”为对比，阐述我们的认识。

“不同”的事实不难以认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对此都有形下层面的描述和形上层面的概括，在此仅举一例：笛卡儿（René Descartes, 1596----1650）是法国哲学家、数学家，西方近代唯理论哲学的创始人，他被誉为西方近代哲学的鼻祖，在他那里，就有著名的“心”、“物”二元的理论。中国虽然没有二元论，但也有二分法，例如著名的“阴”、“阳”的概念（当然，这种二分并不彻底，更多的倒是“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式的调和。引语见《老子》第四十二章）。

在“和”的层面，东西文化就产生了差别。由于在西方文化中存在着形上世界，或者简言之，就是神的世界，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就有了疏离。在《圣经》中，人类是上帝的宠儿，而自然万物不过是上帝赠与人类的礼物，在今天人类对自然界过度索取造成环境污染、物种灭绝等等现象的背后，我们不难看到这一思想的痕迹。在神人关系方面，每个人是独立地面对上帝。尤其是在新教改革之后，神人之间的教会中介也不再必要，这虽然增强了人的自主性，却也无形中把家庭、社区等世俗关系的地位降低了。在今天西方的一些社会问题如吸毒、老人赡养的背后，我们也看到，个人是不应完全与他人隔离、抛弃世俗关系的。

这些问题在“和”的东方就基本上不成为问题，至少在理论上。由于“天人合一”，东方文化更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人际关系的和谐，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助于解决一些西方特有的问题的。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东方文化已经为西方准备好了一切问题的解药，只等他们来拥抱我们的“三十年河东”。相反，东方文化中要解决的问题决不比西方文化中的少，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还远远不到结束的时候。但另一方面，东方文化中确实有一些精华性的东西值得我们研究，对于有利于人类共同进步的珍宝，我们也应该提倡东学西渐，而不必妄自菲薄。

三、重建“和而不同”的智慧对于今天的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意义 非常可惜的是，纵观中国古代的历史，“和而不同”的智慧并未具体化为政治层面的成绩。相反，由于统治阶级的鼠目寸光和知识阶层的软弱，“不同”总是不断加剧，最后演变为分裂，导致暴力革命。从长远眼光来看，革命也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但是无论如何，暴力革命在打击专制者的同时也对人民群众造成了伤害，对长期积累而得的物质、文化财富也是一种破坏，如果可以避免，还是应该尽量避免。在进入新社会之后，这一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但仍需我们作出努力。据新华社北京2003年3月7日电，温家宝总理说“共产党人定能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黄宗羲定律是指，每次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向了原先改革目的的反面，黄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做为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正是“和”的表现。

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说，和而不同也应大力提倡。让我们追溯到孔子们的时代，我们认为，之所以在孔子的时代就能产生“和而不同”的思想，是由于当时的人们已经有了明确的“边界”意识。上文所说的“一个世界”，其实就是一种“边界”，由于不存在神的世界，一切问题只能在这个世界之内解决（关于“神的世界”所代表的“边界之外”，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佛教有一种解释，即“轮回”，就本质而言，这是在世俗生活的“边界”之外提供了“来生”这种解决办法，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世俗生活，或曰“今世”的生活就不是最后的界限）。孔子们心中“边界”的产生，也是由他们所处的地理、文化环境所决定的。由于上古时中国地理的相对封闭，即东有大洋、北有荒漠、西有高原、南面也未开发，与其他文明相对隔膜，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内，“一”的概念的产生显然比“二”或“多”的产生更为自然。再加上思想者们的长远思虑，孔子们比较多地强调“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们之所以说“和而不同”应该大力提倡，是因为今天我们眼中的世界其实和孔子们眼中的世界十分相似。我们眼中的边界，就是这个小小的地球。有人说，地球就象一个大一点的航天器，载着人类在宇宙中航行，确实，在茫茫宇宙中，人类还未发现第二个可以生存的地方。如上所述，这个边界内“不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是无法消除的，而另一方面，这一边界内的“和”却又相当脆弱，大而言之，俄美一旦发生核战争，足以把地球毁灭几十次。小而言之，民族、宗教的冲突每天都在吞噬人们的生命，这一切，其实都是由“不同”带来的“不和”。

当前世界形势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那就是美国的单边主义。但不可否认，美国国内的民主建设仍有其值得学习之处。造成这一矛盾的根源就在于，美国以主权概念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小的“和而不同”的边界。在这一边界内部，虽然也有种族、性别歧视，更有金元政治的指挥，但从理论上来说，不同种族、性别、宗教、年龄、性取向的人是平等的，都拥有宪法赋予的自由和权利。由于有超额利润在经济上的支持和“自由民主”等精神上的认同，美国人比较容易在国内维持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当然，其他国家的精英也可以进入这一边界之内，这一边界内甚至可以容纳一定数量（注意，只是“一定数量”）的外国难民，虽然难民们往往并非精英人士，但收容他们有助于这个国家宣扬其“自由民主”精神，总体还言仍是有利可图的。

这种小范围的“和而不同”当然仍是有害的，可以与中国的科举制度相比。科举制度也是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放的小圈子，其目的之一就是提供比寡头统治更稳定的统治形式，并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下层人民。然而，从长远来看，科举制度并不能达到“不同”的世界里“和”的目标。因此，可以预见，美国式的“国内民主，国际专制”也不会成功。

值得警惕的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以前无法想象的手段，如基因层次上的生物武器，又如宇航技术，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掌握了这一科技的人群有机会达到以往达不到的目的，如种族灭绝，如核战争后小部分人的逃生。这提醒我们，在大力宣扬、力行“和而不同”以对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同时，也必须加强自身的力量。